論甄士隱和賈雨村在《紅樓夢》結構和主題上的作用
內容提要：《紅樓夢》中甄士隱和賈雨村這兩個賈府主體故事之外的人物在全書結構和主題上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結構上，他們起了“未雨聞雷”的預示作用和“穿針引線”的線索作用，主題上又寄托著作者對儒道互補的中國士人心態的思考。
關鍵詞：結構；主題；未雨聞雷；穿針引線；儒道文化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中文系
美國當代著名后經典敘事學家詹姆斯·費倫曾提出過一個關于作品人物多重意義的理論，他認為，作品中的人物除了作為形象本身的意義外，還作為組織結構（費倫稱其為綜合虛構的人物）和表達主題觀念的人物而存在。《紅樓夢》中的甄士隱和賈雨村這兩個人物在全書中的意義便可以借助這一理論來分析。二人在整部小說中的情節并不多，前八十回中，甄士隱的正文只在第一回，賈雨村正文出現在前四回中，其后第三十二回、四十八回、七十二回僅是通過他人之口提及，始終沒有正面出現。續四十回中，一百〇三回甄士隱與賈雨村在急流津渡口相遇，一百二十回，二人歸結《紅樓夢》。續書中很多地方不符合作者原意，但我認為續作者在甄士隱、賈雨村這兩個人物的塑造上卻基本上不離曹雪芹初衷，因此，姑且因之。總之，這兩個人物始終沒有參與進賈府活動的中心，因此作為形象的人物便做了讓位，這兩個人物在《紅樓夢》全書中更多的是作為結構和主題的人物而存在的。
結構上——“未雨聞雷”和“穿針引線”
一、“未雨聞雷”的預示作用
《紅樓夢》一書用悲涼的筆調敘寫了一個“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極盛家族敗落到“呼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白茫茫一片真干凈的悲慘境地。而作為全書引子出現的甄士隱和賈雨村都對這種悲劇起了“未雨聞雷”的預示作用。他們二人都有家族由盛轉衰的經歷。
甄士隱原是一地望族，卻在元宵之夜突遭丟失女兒的家變，后又遭遇火災，寄人籬下，落得貧病交加，最后隨瘋道人飄飄而去，昔日富貴如同幻夢。甲戌本第一回于“廟旁住著一家鄉宦”處有一條行間側批，“不出榮國大族，先寫鄉宦小家，從小至大，是此書章法”，作者通過甄士隱的故事讓我們在書的開始便隱約看到了賈府的命運。甄士隱做的《好了歌》注解，便是一首寧榮二府的葬歌，故脂硯齋在此處看到的是賈府一干人的命運。
賈雨村也是“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人口衰喪，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出場的時候，已經貧困到寄居廟中，每日以賣字畫為生。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曹家敗落后雪芹“舉家食粥酒常賒”的生活的影子。不同于曹雪芹的叛逆狂放不拘功名，他一直汲汲于求取功名，再整基業。但是經歷了一番宦海沉浮之后，卻也是拋卻凡塵羈絆沉沉睡去。他使我們猜測到賈府敗落以后的命運，縱使賈家真如續書中寫的那樣“蘭桂齊芳”也是不能長久的，到頭來不過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甄士隱和賈雨村這兩個人物正是為展開賈府的悲劇故事而安排的，他們是整個賈府故事的縮影。作者通過這兩個人物向我們預示了寧榮二府必然敗落的命運。
二、“穿針引線”的線索作用
甄士隱和賈雨村這兩個人物在《紅樓夢》一書中具有一種“穿針引線”的作用，甄士隱溝通了仙凡世界，賈雨村則聯系起了賈府和整個社會官場。
《紅樓夢》中塑造了一個現實中不可能存在的太虛幻境，在那里，書中主人公的故事有了一個神化的緣起。而甄士隱在書中便起了溝通這個仙境和凡塵兩個世界的作用。書中第一回寫“士隱于書房閑坐，至手倦拋書，伏幾少憩，不覺朦朧睡去。夢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他聽說了絳珠還淚的故事，并曾與“通靈寶玉”有一面之緣，還親睹了太虛幻境的入口，看到了那副頗有象征意味的對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醒來后，依然是一片凡俗世界，夢中一僧一道竟也出現在現實之中。如此，甄士隱便溝通了太虛幻境和現實世界之間的聯系，使整部書亦真亦幻，富于藝術性。續書中甄士隱再次出現的時候已經是一個“仙長”了，他洞悉仙機，似乎見證了賈府這些年來所有的事情，是賈府故事一個隱形的見證者。
賈雨村則是連接了賈府和外部社會官場。第二回他與冷子興演說榮國府，為我們畫了一幅詳盡的寧榮二府宗族關系圖，同時又將賈家與甄家，賈家與林家等一系列人物家族聯系起來。第四回中，他亂判葫蘆案向我們展示了為賈寶玉所不齒的官場面貌，交代了四大家族的勢力和關系網，并勾勒出了賈府故事的社會大背景，讓我們知道在一派如人間仙境的大觀園外原是這般污濁不堪，爾虞我詐的社會，無瑕美玉終究還是逃不了遭泥陷的命運。其后賈府的主體故事中，他在官場的榮辱沉浮直接關系到賈府的命運，他與賈政、賈赦的交往讓賈府始終處在與社會官場的聯系中。于是，一部《紅樓夢》便再不是只寫小兒女離合悲歡，寫一家一族盛衰沉浮的小書，而成為對整個社會狀態具有普遍觀照和憂患的大書，所以，有人說“曹雪芹紀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
續書最后一回，歷劫出世，已是“仙長”的甄士隱和和入世歷劫，經歷了宦海沉浮，歸于平靜的賈雨村一同歸結了《紅樓夢》，全書的結構保持了完整。
主題上——儒道互補的文化內涵
甄士隱和賈雨村是兩個從名字到經歷都充滿寓言色彩的人物。《紅樓夢》中多有借名字諧音蘊含深意的情況，而這兩個人名字最為突出。他們不僅僅是作者真事隱去，假語村言的簡單敘事上的交代，更蘊含著經歷了家族由盛轉衰的曹雪芹對中國傳統士人人生價值追求的深刻思考，于是甄士隱和賈雨村便成了一個蘊含著作者對儒道文化思考的文化符號。
儒道文化在士人心態上最突出的表現是一種仕與隱，入世與出世的矛盾。甄士隱和賈雨村二人的人生軌跡正體現了古代士人在人生價值選擇上的仕與隱的矛盾互補。
夏麟書和關西平在《論賈雨村的形象在<紅樓夢>藝術結構中的作用》一文中說“甄、賈二人，一以道家思想為主導，一以儒家思想為指歸；一超脫出世，一汲汲入世；一仰慕仙道，一癡迷仕途；一清高自潔，一勢力鄙俗。二者的鮮明對比，正典型地概括了封建士人的兩種人生觀與兩種人生道路。”
甄士隱原是姑蘇城仁清巷一個秉性恬淡、不以功名為念的鄉宦，書中稱他“每日只以觀花種竹、酌酒吟詩為樂，倒是神仙一流人物”，具有典型的道家型人生價值追求。他在經歷了丟失女兒，家業凋零的世間劫難之后，得瘋道人指引，了悟人間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遂與道人飄然隱去。
賈雨村則是儒家人生價值觀的代表，從他的表字“時飛”，便可看出他“玉在櫝中求善價，釵于奩內待時飛”的汲汲功名之心。他渴望實現“天上一輪才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的飛黃騰達的抱負。受到甄士隱的接濟后，他竟因為急功名不辭而別，大有“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氣概。其實，這個時候的賈雨村雖然汲汲于功名，但仍然是想做一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人物的。只可惜腐朽的官場讓他身不由己地成為了投機鉆營，貪贓枉法，陷害無辜，甚至有可能在賈家失勢后忘恩負義落井下石的小人。
賈雨村的腐化讓我們看到，在腐朽的體制下，實現儒家道德型和政治型文化的統一幾乎是不可能的。這種道德人格和政治人格的分裂，吳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就通過匡超人等一批中舉后腐化墮落的士子向我們展示出來，而《紅樓夢》中賈雨村這一形象更具有蛻變的典型性。他的蛻變是一點點完成的，即使在官場蠅營狗茍，他還是保留著純的一面，只是這一人格面一直在隱退而已。已經被官場的腐朽同化的賈雨村對待賈寶玉的態度讓我們看到他不俗的一面。書中通過寶玉之口說，賈雨村每次拜訪賈政，“回回定要見他”。寶玉自然視其為“祿蠹”而恥于相見，但賈雨村卻不像世俗人那樣把寶玉看做“淫魔色鬼”“酒色之徒”。他從一開始冷子興演說榮國府時就用不尋常的眼光看寶玉，直至后來身不由己地在官場上打爬，仍然愿意親近寶玉。或許，他也是羨慕寶玉那樣自由任性的生活的，正所謂“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在儒家“學而優則仕”的思想的指引下選擇了出仕為官，但又每每在官場的束縛下渴望歸隱，只不過大多數情況下只是心里的一個念頭而已，念頭瞬間閃過，繼續身不由己沉醉官場。賈雨村便是這樣一種心理的代表。
在續書中，賈雨村的結局安排的甚好，寫他“犯了貪索的案子，審明定罪，今遇大赦，遞籍為民”，在急流津覺迷渡口遇見早已是仙長的甄士隱，在與士隱敘說一番后，“心中恍恍惚惚，就在急流津覺迷渡口的草庵中沉沉睡去”，空空道人“再叫不醒”。賈雨村和甄士隱殊途同歸，最終徹底擺脫了名韁利鎖的束縛，還原了生命的本真。
在續書中，出世后的甄士隱和塵世中的賈雨村曾有過兩次相遇，而兩次相遇的地點，一個是“知機縣急流津”，一個是“急流津覺迷渡口”，這兩個名字頗有寓意。第一次在知機縣，賈雨村剛升為京兆府尹，上任時行至急流津，正是春風得意之人，哪里能夠“知機”，所以甄士隱只以道家玄語相答，并不相認；第二次在急流津覺迷渡口，賈雨村已經被貶為庶民，經歷了幾番宦海沉浮，對功名的癡迷也到了覺醒的時候。因此，甄士隱的一番話讓他穎悟仙機，拋卻塵世功名富貴的掛礙，沉沉睡去。
于是，儒家人生價值觀最終歸于道家。
此外，《紅樓夢》中的另外兩個甄賈相對的人物——賈寶玉和甄寶玉身上也體現了這種隱與仕的對比，這兩個人一開始都不喜歡功名，但后來卻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一個繼續鄙視功名，“懸崖撒手”；一個在經歷了家世蕭索之后又走上了與賈雨村相同的人生道路。雖然這僅僅是續作者的意思，但卻很好的體現了兩種人生價值觀的對比。
中國古代文化中稱陶淵明式的隱居為“歸隱”，一個“歸”字便可見對仕與隱的最終選擇，生命的本原是“隱”，而出仕僅僅是人生旅程上短短的暫時性的一段，出仕者最終的隱居才是對生命本原的回歸。經歷過家世凋零又傲骨嶙峋不汲汲于功名的曹雪芹在《紅樓夢》里體現出來的也是這種思想，他總體的傾向是道家的隱。但是他的這種隱不僅是回歸生命的本原，而且還帶著一種虛無悲觀的調子，這在一開始跛足道人的《好了歌》和甄士隱的《〈好了歌〉注解》中便可看出來，這兩首詩表現出來一種悲劇式的虛無感，不論功名富貴，妻室子女，到頭來終歸一場空幻，因此又帶上了釋家的悲觀色彩。在《紅樓夢》中佛道似乎是一致的，一僧一道幾乎總是相攜出現，勸人出世。“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慣養嬌生笑你癡”“有命無運，累及爹娘”，這些對儒家天倫人情的完全否定也是不足取的。
甄士隱的“隱”是生命的真，但卻又虛無縹緲，賈雨村的“仕”是生命的“假”，但卻又是現實中實實在在的存在。或許就像太虛幻境入口處的對聯上寫的“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真與假，仕與隱也像我們的儒道兩家文化那樣永遠對立互補地共存著。
總而言之，甄士隱和賈雨村這兩個賈府主體故事之外的人物在《紅樓夢》全書的結構和主題意蘊上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的故事預示著賈家的命運，他們的情節起著穿針引線的線索作用。而他們的人格本身，又體現著作者對中國傳統士人人生價值的思考。可見，曹雪芹塑造這樣兩個人物形象，實在是有著良苦用心的。
參考書目：
曹雪芹《紅樓夢》（北京出版社，2008.1）
朱一玄《紅樓夢資料匯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1）
中國紅樓夢學會《話說紅樓夢中人》（崇文書局，200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