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他出版了我國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中國通史。顧頡剛評價說：中國通史的寫作，出版的書雖已不少，但很少能夠達到理想的地步。及呂思勉先生出，“乃以豐富的史識與流暢的筆調來寫通史，方為通史寫作開一個新的紀元。”

　　 呂思勉（1884-1957）字誠之，出身于江蘇常州一個書香門第，少時受教于父母師友，15歲入縣學。早年執(zhí)教于常州溪山小學堂、常州府中學堂，學生中有后來成為文史大家的錢穆、趙元任等人。1926年后長期執(zhí)教于光華大學，解放后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他讀書廣博，著重綜合研究，講究融會貫通，一生著有兩部中國通史、四部斷代史、五部專門史，加上在史學界享有盛譽的大量史學札記，共計1000多萬字。近日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呂思勉文集》，包括《白話本國史》、《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和《呂思勉讀史札記》等六種，均是呂先生最具代表性的史學著作。

　　 錢穆先生的弟子、著名史學家嚴耕望曾說：“論方面廣闊，述作宏富，且能深入為文者，我常推重呂思勉誠之先生、陳垣援庵先生、陳寅恪先生與錢穆賓四先生為前輩史學四大家。”雖然這一論斷正被越來越多的當代學者所接受，但呂思勉之名仍遠不及其余三家顯赫。究其原委，嚴耕望認為，除了呂思勉自己甘于“埋頭枯守、不求聞達”外，還有兩個很重要的因素：一、近代史學風尚偏于窄而深的專門研究，而呂思勉為學蘄向博通周贍之一途，故不免為一般學人所忽視和低估；二、近代史學特別注重新史料的運用，包括發(fā)掘不常被引用的舊史料，而呂思勉的重要著作都是取材于正史，并不去刻意征引罕見的冷僻史料。嚴氏所說的這兩個方面，雖還不足以解釋呂思勉何以被冷落，但也道出了呂氏治史路徑與西學傳入后中國“新史學”的方向性差異。

　　 《白話本國史》初版于1923年9月（上海商務印書館），是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中國通史。雖是一部學術性的專著，但預設的讀者對象卻是青年學生，史識豐富，筆調流暢，數(shù)年內不斷重印再版，是二三十年代發(fā)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國通史。然而，由于年代的推移，現(xiàn)在的青年學生已很少知道這部書了。《白話本國史》的歷史分期最有特色：周以前為上古史，秦朝統(tǒng)一到唐朝全盛為中古史，從唐朝安史之亂至南宋為近古史，元朝至清朝中葉為近世史，西力東漸以后為最近世史。作者認為：春秋戰(zhàn)國“是三代以前和秦漢以后社會的一個大界限”，而西力東漸是傳統(tǒng)社會與現(xiàn)代歷史的另一個大界限，其間的歷史，只是承平—致亂—再復承平的不斷重演，而無本質上的變化。但就政治形勢和民族關系而論，漢唐和宋元明清又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唐中期安史之亂可以作為中古史和近古史的一大界限。這種從史實出發(fā)、突出歷史發(fā)展進程中的大關節(jié)目的歷史分期，更為平實中肯、接近史實。

　　 《白話本國史》規(guī)模宏大、視野開闊。與現(xiàn)今各類通史專著總是先政治、經濟，后文化、外交的敘述順序不同，呂先生的敘事往往都是有橫向態(tài)勢的展開，由大到小，由遠至近，將所敘述的事件置于一個寬闊的時空范圍，高屋建瓴，四方周贍，以獲“通方之見”。該書除了敘述歷代的政治制度、經濟組織、宗教文化、社會情形之外，尤其關注與中國歷史關系密切的東南洋、中西亞各國、各民族的歷史，諸如“近代的蒙回藏”、“近代的西南諸族”、“近代的后印度半島”、“中西交涉的初期”、“藩屬的喪失”、“俄蒙英藏的交涉”等內容，都有專門的章節(jié)加以敘述。這些與現(xiàn)代中國休戚相關的問題，多為后來通史著作所缺失。書中包含的大量的知識原點，許多涉及歷史、地理、語法、訓詁、辨?zhèn)蔚确矫娴闹�識，都是工具書里不易查到的。而開列的參考閱讀書目，為進一步的學習、研討指示了方向。

　　 此次列入《呂思勉文集》的，還有呂先生的四部斷代史（《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大約自中年以后，呂先生便制定了一個長期的研究寫作計劃，想以個人的精力，完成一個斷代史系列，撰寫六部斷代史（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遼金元史和明清史）。三十年代，上海開明書店約請錢穆先生寫國史長編。錢先生認為，這樣一部國史長編非一般學者所能勝任，而自己的老師呂思勉先生則是撰寫國史最合適的人選。在征得老師的允諾后，他便向開明書店推薦，由呂先生來承擔這一任務。

　　 呂先生的四部斷代史，都分上、下兩部分，上半部敘述政治歷史的變革，包括王朝的興衰，各種重大歷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各個時代的政治設施及其成敗得失，以及王朝與周邊少數(shù)民族及鄰國的關系等。下半部則對該時代的社會文化作了全面而系統(tǒng)的敘述，實際上是一部廣義的社會文化史，涉及社會組織、社會等級、農工商業(yè)、衣食住行、人民生計、政治制度、學術宗教等方面。其材料都是從正史中鉤稽出來，其敘述都不是泛泛而談或隨意拼鈔，其中包含了許多作者的研究成果和獨特見解。就史書的編撰體例而言，呂先生一向認為通史體例遠比舊式史鈔為優(yōu)。然而，這幾部規(guī)模宏大的斷代史，何不采用通史體例？這為一些學者所不理解。其實，呂先生對此是有過一番斟酌和思考的。他認為：由于前人對各斷代的史料沒有作過細密的整理和考核，我們今天要在短時期作出正確的概括和分析有相當?shù)睦щy，更難做到有融會貫通的敘述。所以，運用通史體例寫大部頭斷代史的條件還不夠成熟，目前最需要的是認真扎實地做好一些基礎性工作，為后人的深入研究夯實基礎。嚴耕望先生對呂先生的斷代史極為推崇，說它們：既周贍，又踏實，征引繁富，扎實不茍，章節(jié)編排，篇幅有度，且出處分明，易可查核。他說：幾十年來，諸生到大專中學教歷史，常問我應參考何書，我必首舉誠之先生書。因為它“極便初學者作為研究各斷代史的入門讀物”。

　　 呂思勉先生的讀史札記，向來為學術界所推重，曾有部分札記編輯成書。由于歷史的原因，已刊出的札記（除《燕石札記》外）都有程度不同的刪節(jié)。此次重印《呂思勉讀史札記》增訂本，匯總了呂先生的全部已刊和未刊札記共762條，一百余萬字。刪節(jié)的部分，均按原稿加以恢復補全。讀者不僅可以見到呂先生讀史札記的“全璧”，還可以獲得學習歷史的方法和進一步研討的課題。

　　 呂先生治史嚴謹，為人重節(jié)。他兩次通讀二十四史，自云：“我于四史、《史記》、《漢書》、《三國志》讀得最多，都曾讀過四遍；《后漢書》、《新唐書》、《遼史》、《金史》、《元史》三遍；其余都只二遍而已。”1941年上海淪陷，他回常州隱居家中專事撰述《兩晉南北朝史》;其時行人路過日本兵崗哨須脫帽行禮，先生不堪其辱，“遂不帽，誓言吾必光復后戴帽。”

　　 目前的史學研究中，對陳垣、錢穆、陳寅恪等人比較重視，對呂思勉則相對冷落，這與他在學術上的貢獻是不相稱的。重視對呂思勉學術思想的研究，對于科學地把握20世紀中國史學發(fā)展的脈絡和推進當代史學的進一步發(fā)展，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