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邊陲荒城與佛教的式微（明——清）

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建立明朝，并在同年攻克元的都城大都，元朝滅亡。洪武五年（1372），明廷派馮勝率大軍經略河西，在瓜州、沙州一帶擊敗元河西守軍殘部。但此時自宋元以來日漸發達的海上絲綢之路已成為中西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經由河西的陸路通道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進一步下降。再加明代的邊防重點在北方，其都城先在南京，后在北京，敦煌的戰略地位和元代一樣，其得失對全國沒有多大影響。所以，明軍并未在沙州設防，很快收兵東還，在肅州西筑嘉峪關以為國門。以后，嘉峪關通哈密之路成為中原與西域往來的干線。敦煌失去了屏蔽河西和中西陸路交通中轉站的地位。洪武二十四年，重新占據沙州的元朝殘余勢力派使節向明廷進貢，并表示愿意歸服，明廷未予理睬。直至永樂二年（1404），沙州的蒙古族酋長困即來、買住再次"率眾來歸"，明成祖才下令在敦煌設沙州衛，任命困即來和買住為指揮使。此后，沙州衛不僅按時向明廷進貢物品，還經常保護路經敦煌的關外少數民族政權的朝貢使者，不時向明廷報告關外其他少數民族政權的情況。但當沙州衛遇到哈密等少數民族政權的侵擾時卻得不到明朝軍隊的實質性支持。正統十一年（1446），甘肅鎮將任禮率兵至沙州，將沙州衛屬下民眾全部強行遷入關內，沙州衛遂廢。成化十五年（1479），明廷又在沙州故城置罕東左衛，任命早已在沙州境內居留的蒙古部的只克為指揮使，以抵御吐魯番的東進。此后，罕東左衛不斷抗擊吐魯番和蒙占族瓦刺部的進攻。正德十一年（1516），吐魯番向沙州發動大規模進攻，罕東左衛指揮使乞臺力不能拒，率領一部分部眾逃入了嘉峪關，余部則投降了吐魯番。嘉靖七年（1528），罕東左衛的余部又在帖木哥和土巴的率領下逃離沙州，歸降了明朝。從此，敦煌遂為吐魯番占據。在沙州衛和罕東左衛管轄敦煌時期，敦煌成為以游牧為主的蒙古族的活動區域，使這一地區早在漢代就已形成的以農耕為主、畜牧為輔的生產方式，又退回到漢以前的水平。由于在沙州衛和軍東左衛治下的軍民終日忙于抵御各方面的侵擾，又地處交通不便的邊荒，所以在這一百多年中，敦煌在文化上沒有任何建樹。但蒙古族是信奉佛教的民族，他們雖未暇整修莫高窟，卻還不至于對它進行人為的破壞。信奉伊斯蘭教的吐魯番占據敦煌以后情況就發生了變化。在敦煌流行了一千多年的佛教，終歸絕跡。被佛教徒視作圣地、曾盛極一時的莫高窟，此時是"佛像屢遭毀壞，龕亦為沙所埋"，呈現出滿目凄涼的景象。

清朝定都北京，敦煌仍和明代一樣，既非邊防要塞，又在甘肅通新疆通道之南，不過是一個處在邊遠偏僻之地的小城、所以在清初很長時間未將敦煌收入版圖，任由吐魯番占據。甚至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平定新疆以后，也未在敦煌設置軍政建制。直至雍正元年（1723），始在敦煌設沙州所，雍正三年，清廷采納川陜總督岳鐘琪的建議，升沙州所為衛，并從甘肅遷移二千四百余戶百姓到敦煌屯田，還重修了衛城。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廷改沙州衛為敦煌縣。自清廷采取移民屯田的措施以后，敦煌的經濟開始復蘇，農耕又成為當地的主要生產方式，水利設施得到恢復和發展，人口也迅速增長。移民中有不少人信奉佛教。使莫高窟的香火漸盛。在嘉慶和道光牛間，敦煌的佛教徒對莫高窟再次進行了大規模的整修。這次整修除新開了第11窟和第228窟以外，還重修了前代的二百多個洞窟。但由于此時內地的佛教和佛教藝術已經衰落，與敦煌接鄰的新疆地區居民又多信奉了伊斯蘭教，敦煌的佛教和佛教藝術已成無源之水。更由于此時敦煌的文化已遠遠落后于內地，使得清代新開和重修的洞窟的藝術水平無法和前代相比。同治年間，陜西甘肅、新疆等地先后爆發了回民起義，起義軍不斷與清軍交戰，敦煌一帶也曾成為戰場。經過這場戰亂，敦煌的人口又減少了很多。在戰亂中，由白彥虎率領的回民起義車在被清軍追趕逃至敦煌時，盡毀莫高窟聯結上下層窟的行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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