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京報》昨日報道，人民大學國學院成立了，并且將成立國學研究院，“課程主要包括國學基礎知識、國學精神意蘊、國學治學方法三大模塊”。這是繼北京大學、武漢大學的國學班之后，又一個以“國學”為主題的大學教育嘗試。這實在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情，除了能夠說明大學的“國學情結”，前赴后繼，鍥而不舍；還說明了，國學在當下社會實在是一件很熱門的事情。　　5月26日，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在《南方周末》發表長文《重估國學的價值》，文章分為三部分，小標題分別是“衡估國學的價值”、“反思國學的失落”、“走向國學的重建”。對于什么是國學，文中有所闡釋：“廣義的‘國學'，即胡適所說的‘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思想、學術、文學藝術、數術方技均包括在其中；狹義的國學，則主要指意識形態層面的傳統思想文化……也是我們今天所要認識并抽象繼承、積極弘揚的重點所在。”

　　結合媒體的報道，這里的“意識形態層面的傳統思想文化”，大致是指曾在中國占據2000年統治地位的儒學，或者叫儒家，或者叫儒教，或者叫孔家店———具體名稱，依時代變遷而變化。

　　時代變遷，學術跟著時代而變，社會思潮和文化也會跟著時代而變。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學術，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意識形態，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思想文化，不以今是而昨非，不以“祖上闊過”

　　而沾沾自喜，更不以九斤老太的口頭禪而感嘆世風不古進而要發憤圖強。當前中國的儒學(或者說國學)，實際上不存在失落與重建的問題，而是一個自我定位的問題，怎么認識儒學(國學)在當下中國的位置：究竟是一門專業性的學術，還是一種占據社會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或者說，“意識形態層面的思想文化”)？20世紀之前，唐宋元明清，儒學將上述二者一肩挑。

　　一方面，它是占據著絕對統治地位的國家意識形態，滲透進社會思想與文化的各個方面，是國家意志和國家道德的體現；另一方面，它是一門專業的學術，主體是經學，涵蓋了史學、文學等各個領域。在當下社會，21世紀的中國，如果是后者，即把儒學(國學)定位為學術，以供學者研究，那么國內各高校文史哲各系科，有著足夠多的人從事這一職業了。如果是前者，即把儒學(國學)定位為一種思想、文化與道德體系，企圖在全國范圍內推而廣之，讓更多的人去繼承和弘揚，那么，就值得思量了。

　　經過20世紀的西風東漸的洗禮，現代科學與人文觀念逐步確立，現代學科教育體系得以在不斷完善中建立，國民眼界開闊，具有了自由選擇的權利和實現自我價值的空間，決定了儒學不可能一家獨大、罷黜百家，再次統治國民的思想。一些學者所哀嘆的儒學(國學)的衰落與失落，實在是歷史的必然。

　　儒學(國學)如果在當下中國興盛起來，才是不正常的，值得反思的事情。唐宋元明清，有著科舉制度的存在，受著現實利益的驅動，儒學成為學習的惟一科目。當前的社會為個人提供了更多的空間和途徑，以改變命運、實現價值，恢復科舉并將其作為個人奮斗的唯一道路明顯不可能，在國家范圍內復興儒學(國學)只能是空談。

　　另一方面，儒學已經走下神壇，和其他學術門類平等，供學者研究，如果再給它裹上一塊布，供在神龕上，就逆時代而動，不與時俱進了。在21世紀的中國，無論是在學術層面上，還是在國民認識層面上，“打倒孔家店”固然不對，“獨尊儒術”也是歷史的倒退。

　　至于學者們津津樂道的所謂現實問題，諸如小學生只看好萊塢大片不知道屈原、司馬遷，這實在是正常的現象。唐朝的李白天天聽“胡姬”唱歌(“胡姬”唱的自然是外國歌曲，并且是流行歌曲)而不去聽更傳統更文化的“韶樂”，并不妨礙他現在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小學生如果兩耳不聞好萊塢一心只讀圣賢書，那才是對他們的摧殘和虐待，不僅使他們失去了童年、少年的樂趣，而且使他們與時代脫節，與同齡人隔絕。和國學這個詞構詞法相同的一個詞是國劇，也就是京劇。實際上，“國劇”的存在不過就三百年，并不久遠。

　　“國劇”的鼎盛時期，提籠架鳥唱曲捧角，是當時部分北京人的時尚生活方式。如今社會變遷，時尚變遷，提籠架鳥唱曲捧角，作為一種個人愛好，有著生存的空間；作為一種時尚，無疑不可能了；而要作為傳統中國思想和文化的一部分去弘揚和繼承，培養出一批涂大花臉、開口西皮二黃的人，則是滑稽的。對于“國劇”，最切實的做法，是把它局限在戲曲范圍內研究和學習；同樣，對于“國學”，最切實的辦法，是把它局限在學術范圍內研究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