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學者對古文《尚書》疑案的審核

　　《尚書》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第一經典，也是記錄中國古史最為重要的史料性文獻。秦漢以來的《尚書》流傳過程十分復雜，古文《尚書》的真偽逐漸成為中國學術史中最重要和艱深的課題。

　　秦火之后，《詩》、《書》等典籍喪失幾盡。漢初廣開獻書之路，一些先秦典籍得以再現，其中《尚書》主要有兩個傳本：秦博士伏生保存到漢代的二十八篇（后分為三十三篇）今文（秦漢文字）《尚書》，出自孔子舊宅并由孔子十二世孫孔安國整理和注釋的五十八篇（比伏生本多出二十五篇）古文（先秦文字）《尚書》。

　　今文《尚書》于漢文帝時立為博士學官。此后今文博士一直排斥古文《尚書》等文獻立為學官。這是歷史上著名的漢代經學“今古文之爭”，其實質是利祿之爭（西漢太常博士學官一直是“讀書做官”之階梯，是謀取利祿的重要資源）。東晉初，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五十八篇），很快立為學官，并逐漸盛行于世，成為歷代王朝科舉取士乃至國家意識形態中最為重要的“官定本”經典文獻。這是今天所能見到的唯一《尚書》文本。

　　宋代吳棫、朱熹開始懷疑古文《尚書》的文獻真實性，清初學者閻若璩在吳澄、梅鷟等人的研究基礎上撰《尚書古文疏證》（下文簡稱《疏證》），將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定案”為“偽書”。黃宗羲、紀昀、錢大昕、戴震、梁啟超、胡適等清代和民初重要學者對閻若璩及其《疏證》多給予非常高的評價，閻氏因此被公認為清代學術主要奠基人之一。上個世紀前期的“古史辨運動”進而將《堯典》、《禹貢》等今古文《尚書》共有篇章也判定為“偽書”。所謂“鐵案如山”。

　　近年開始有學者對古文《尚書》“定案”提出質疑。李學勤在陳夢家《尚書通論》基礎上論證了古文《尚書》和《孔傳》在魏晉間的傳授和流傳情況（參閱李學勤：《論魏晉時期古文〈尚書〉的傳流》，《古文獻叢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尚書孔傳〉的出現時間》，《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第1期）。楊善群以一組文章從多個角度論證古文《尚書》是西漢以來長期流傳的真古文獻（參閱楊善群：《古文〈尚書〉流傳過程探討》，《學習與探索》2003年第4期；《古文〈尚書〉與舊籍引語的比較研究》，《齊魯學刊》2003年第5期；《論古文〈尚書〉的學術價值》，《孔子研究》2004年第5期）。

　　2005年初，張巖在國學網首頁發布6萬余字長篇論文《閻若璩〈疏證〉偽證考——清代考據學存在多大問題的一次檢驗》（下文簡稱《偽證考》）。該文是迄今為止這個方面最有分量的專題研究。其結論是閻氏關于“偽書”的“指控”不成立。張巖又于同年3月15日在《光明日報·理論周刊》發表《現代信息技術與傳統國學研究——以檢驗閻若璩古文〈尚書〉證偽為例》，對其研究成果和方法作出具體說明。

　　《偽證考》一文已在學術界產生較大影響。孔子文化學院（屬曲阜師范大學）刊物《孔子文化》發文評介：“張巖……文章引論部分揭示了閻若璩論證上的致命缺陷，一是以‘有罪推定’的態度進入研究，二是加入大量的‘枝蔓’。可謂切中要害……偽證考略上中下三篇針對《疏證》中的謬誤各個擊破，非常精彩。特別是作者對于古文《尚書》進行的計量統計，更是令人折服。正如張巖在結語中所說：閻氏《疏證》的‘科學方法’決不科學。”（劉義峰：《走出疑古后的古文〈尚書〉研究》）

　　國內著名《尚書》專家錢宗武撰文《〈梅氏書平〉與丁若鏞〈尚書〉學》（清華大學主辦首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對《偽證考》的論證提出批評。張巖于2005年底在國學網首頁發文《回應〈尚書〉專家錢宗武》（3萬余字），對其考據漏洞較多的文章逐條分析。時過一年，尚無應對。

　　《偽證考》的成文是一個過渡，張巖這項研究的專著《審核古文〈尚書〉案》（30萬字）已于近日由中華書局出版。該書是對閻若璩《疏證》舉證和論證的一次全面甄別，涉及歷代古文《尚書》研究中全部主要問題。張巖充分借鑒現代法學中的證據學（證據審查）方法，采用比以往更加嚴密的邏輯學審核標準，通過深入細微的分析和大量相反證據的提出，其研究結果表明：《疏證》中沒有一條確鑿有效的“作偽”證據（經查證不屬實）。張巖還在該書中具體剖析了閻氏《疏證》的各種偏頗和謬誤，包括有罪推定的論證前提，捕風捉影的強行立論，對相反證據的隱匿或悍然否定，無法自圓其說時的閃爍其詞，深文周納、牽強附會的“主觀糅合史事”等等。

　　一些學者認為，張蔭麟的著名論文《偽古文〈尚書〉案之反控與再鞫》（《燕京學報》1929年第五期）是上個世紀中國學術界對“偽古文《尚書》案”的又一次“定案”。張巖因此在該書中還對張蔭麟的舉證進行了甄別。結論是：經查證不屬實，指控不能成立。除史料考據外，張巖利用計算機對今古文《尚書》和先秦兩漢數十種參照文獻作字頻檢索、統計（萬字含量），并對１萬多個字頻數據進行比較分析，由此獲得堅實可靠的科學依據，證明古文《尚書》是真實可信的古代文獻。

　　張巖的《尚書》研究成果，既是對三百年來“疑古之風”方法和結論的糾謬，也可以為我國學術界在“走出疑古”后的重建中國古代史提供更加科學的史料基礎。張巖在該書中指出：三百年來疑古之風一脈相承。從閻若璩對古文《尚書》的“定案”，到“古史辨運動”對中國古史系統的全面否定，更多古文獻被判為“偽書”，乃至整個中國歷史被“縮短”。所有這些“疑古”研究及其結論，均以閻氏《疏證》為其釜底之薪。因此，該書對閻若璩《疏證》的甄別，不在學術史范疇，而是當代史學批評的起點。

原載載《中國文化報》（理論版）2007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