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鑒：學者的良知與擔當
（一）
我在《孔子學刊》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發表一篇長文《古文尚書真偽與病態學術——與房德鄰、姜廣輝、錢宗武三位先生商榷》（后文簡稱《古文尚書真偽》）。收到刊物后，我發現其中存在一處疏漏。于是給主編楊朝明先生發郵件告知此事。楊先生建議我寫一篇文章（發表在孔子研究院網站上），一是介紹這篇長文的寫作大意，二是向（與上述疏漏有直接關系的）錢宗武先生表示歉意。我的回復：“建議非常好，我正好也有些話要說。”下面先介紹我撰寫這篇長文的背景和主要內容（包括那處疏漏），然后再講講我對古文《尚書》真偽問題的學術史觀感。
古文《尚書》真偽是中國傳統學術的核心問題。從兩漢今古文之爭到到閻若璩的“定案”，這一段學術史中存在許多不盡人意處。對此提出異議者自閻若璩以來不絕如縷。近年來有更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其“定案”提出質疑乃至否定。我從2003年正面接觸此問題。先在國學網發表長文《閻若璩〈疏證〉偽證考》（2005），再將其擴充為一部專著《審核古文〈尚書〉案》（中華書局，2006）。
五年后，房德鄰先生發表《駁張巖先生對<尚書古文疏證>的“甄別”》（《清史研究》2011年2期）。我的文章是對房先生反駁的回應。第一部分是引言，交代背景；第二部分是文章主體，討論房先生的反駁。房先生對《審核古文〈尚書〉案》提出五個方面的反駁：“篇數不合”問題、孔安國獻書問題、孔《傳》地名“金城”問題、“駒驪”問題、“河南”問題。房先生的文章試圖重建古文《尚書》“辨偽”的證據鏈。我對其反駁和舉證的合理性進行了逐條甄別，我的甄別（質證）結論是：此次嘗試很不成功。
在審稿環節，《孔子學刊》一位編委（審稿人）提出：“清華簡出來后，似乎為判定古文尚書為偽書增加了一點依據，張先生對于是否采用或反駁，未做任何說明，在文獻考證中似乎稍微欠妥。”于是我臨時加寫一個附錄：《簡要甄別清華簡<尹誥>的證據資格》。
李學勤先生和廖名春先生認為：清華簡《尹誥》就是《緇衣》所引《尹吉》，是真《咸有一德》，其內容與孔傳本《咸有一德》“全然不同”，由此證明后者“系后世偽作”。我在附錄部分對李、廖二位先生相關舉證和論證的合理性進行甄別。結論是：“清華簡所謂《尹誥》（整理者關于其篇題和性質的論證過于牽強、武斷，結論無法成立）沒有證據資格，其證明力等于零。實際情況是：上述相反證據表明，古文《尚書》很可能不偽。”
（二）
我在《古文尚書真偽》第一部分提到，錢宗武先生《孔<傳>或成于漢末晉初》一文中存在兩個問題。其中第二個問題：“錢文中的三個主要語料之一（漢末《鄭箋》）用的是宋代乃至清代學者的輯佚本。”我的疏漏是：上文“漢末《鄭箋》”應為“鄭玄《尚書注》”。細讀錢文，發現《尚書注》并非“三個主要語料之一”，而是“佐證材料”。換言之，我提到的第二個問題不成立。是我自己讀書不細搞錯了。這里向錢宗武先生表示歉意。
發現疏漏后，我再次細讀錢文。其核心論證：“‘咸’、‘胥’是西漢兩個常用的范圍副詞。《詩經》中作范圍副詞的‘咸’、‘胥’，《毛傳》未作解釋，說明‘咸’、‘胥’的詞匯意義和語法意義為當時全社會公認。隨著時空的變化，到了東漢，‘咸’、‘胥’已漸漸失去作為范圍副詞的語法功能，與之相對應的常用范圍副詞已為‘皆’和‘相’。東漢末年的鄭玄解《詩經》箋《毛傳》，就需要補充《毛傳》，因而，《鄭箋》需要解釋‘咸，義多為“皆”的意思’，‘胥，義多為“相”的意思’。《孔傳》如果是西漢孔安國所撰，孔安國自然會像毛亨一樣，不需要解釋西漢常見的范圍副詞‘咸’、‘胥’。”
錢宗武先生的意思是：《孔傳》解釋了在西漢時期“不需要解釋”的“常見的范圍副詞”咸和胥，故“《孔傳》的作者不是西漢孔安國”，其成書“可能在漢末晉初”。有必要提醒錢先生，《毛傳》對《詩經》字義多有當注而不注者。僅憑《毛傳》不注某字，就認定違此例者必非西漢時人。這樣的論證過于武斷。錢先生文章兩引《爾雅》：“咸，皆也”。請錢先生注意，《爾雅》成書不晚于西漢中期。《爾雅·釋詁》：“咸、胥，皆也”，“胥，相也”。這表明，在西漢時“皆”和“相”已是常用范圍副詞，而“咸”和“胥”則已是需要解釋的對象。據此，則錢先生該文的舉證、論證和結論還是不能成立。
《古文尚書真偽》第一部分篇幅較大，而且是在第二部分完成后才寫出來的。這是因為，我認為有必要做一個相對完整的背景介紹。主要包括：（1）什么想法促使我對古文《尚書》真偽問題展開研究。（2）通過學術史分析，說明文章標題中為什么要說“病態學術”。（3）概述幾年來的相關學術“動態”，以此說明除房德鄰先生之外為什么還要與姜廣輝先生和錢宗武先生商榷。
在學術史分析部分，主要回顧兩件學術史上的大事：一是西漢晚期劉歆爭立古文經，二是康雍乾時期對古文《尚書》的“定案”，其焦點是學術史過程參與者們的學術行為及其后果。古文《尚書》問題是一個非常好的切入點，可以由此看到一些以往看不到的學術景觀。下面簡要敘述這兩件大事，據此提出我的學術史觀感。
（三）
先秦典籍在秦火之余喪失幾盡。漢初廣開獻書之路，于是“天下眾書往往頗出”。其中，《尚書》主要有兩個傳本。伏生本是秦博士伏生保存到漢代的二十九篇今文（秦漢文字）《尚書》（《泰誓》后得），孔壁本是出自孔子舊宅壁中并由孔子十二世孫孔安國整理的古文（先秦文字）《尚書》。在劉歆爭立的古文經中，孔壁本居其一。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專立五經博士，太常博士學官成為當時讀書人牟取高官厚祿的主要通道。當劉歆爭立古文經時，今文博士把持局面的學閥官僚體制已經形成。公元前6年，劉歆說服漢哀帝，下詔書準備將古文經（古文《尚書》、《毛詩》、《逸禮》、《左傳》）立于博士學官，遭到今文博士的斷然抵制（深閉固距）。于是劉歆寫出《讓太常博士書》予以譴責。這是中國學術史上的重要文獻。
今文博士抵制古文經的原因，一是古文經的文獻優勢，二是其傳人的政治威脅。以《尚書》為例，孔壁古文《尚書》在篇幅上包容且多出伏生今文《尚書》十六卷。《漢書·藝文志》提到劉向曾用孔壁本對照伏生本，后者“《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有余，脫字數十。”《讓太常博士書》提到同一事：“以（古文經）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一旦古文《尚書》立于學官，其文獻優勢足以取代今文《尚書》，其傳人在政治上將直接威脅一個勢力極大的既得利益集團。
劉歆《讓太常博士書》對今文博士的譴責：“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豈不哀哉！”古文經及其傳人的文獻優勢和政治威脅，導致今文博士“挾恐見破之私意”，及其在經典文本方面的“保殘守缺”。由于反對勢力極大，劉歆爭立雖得哀帝支持，仍告失敗，并“由是忤執政大臣，為眾儒所訕”。他畏懼報復，自請外放“補吏”。
王莽當權后，古文經一度（由劉歆推動）立于學官。不久，新莽改制失敗，引發綠林、赤眉起義，繼而王莽被殺，劉秀稱帝。東漢初廢除莽時所立古文經，五經博士恢復到劉歆爭立前的情況。只有《左傳》立于學官，因今文家極力反對，不久即廢。此后，終東漢古文經未能再立學官。學者官僚化，學術官場化，是兩漢學術主要弊端之一。如果沒有今文博士對古文《尚書》及其傳人的長期排斥，在兩漢歷史中也就不會出現古文《尚書》問題。
劉歆上文提到兩種截然相反的學術立場，一是“挾恐見破之私意”，一是“從善服義之公心”。后者即本文標題所說學術“良知”的底線。劉歆爭立古文經是堂堂正正的學術擔當（公心）。反之，當時“眾儒”（指今文博士）和“執政大臣”（指通過今文經學入仕的高層官吏）們的“保殘守缺”，則直接表明他們是一群沒有底線的利祿之徒（私意）。他們“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構成人數和權勢方面具有壓倒優勢的主流。這是中國學術史中的陰暗角落。
（四）
仍以《尚書》為例來說明問題。孔壁本古文《尚書》是篇數多、訛誤少的優質版本，伏生本今文《尚書》是篇數少、訛誤多的劣質版本。陸德明通過版本比較，用四個字概括今文《尚書》版本質量：“闕謬處多”。這就呼應了前面提到《漢書·藝文志》所述劉向的比照結果。陸氏所謂“闕”對應于劉向比照結果中的脫簡和脫字，所謂“謬”對應于劉向比照結果中的文字異者。二者相加大約八百余字。換言之，在兩個版本的重合部分，伏生本平均每二十個字左右便有一處“闕謬”。
從東漢到曹魏，這個“闕謬處多”的劣質版本一直是中央政權的官定版本，《漢石經》和《魏石經》都是它。這里我們看到一個可悲和荒誕的病態學術局面：一個高質量《尚書》版本被廢棄，一個質量極差的版本卻被中央政權用為法定讀本。這是學者官僚化的結果。這種學術史中的惡劣學風及其惡性結果似乎從未得到客觀、準確的評論和反省。
有必要提到，東漢有一部杜林所傳古文《尚書》，賈逵、馬融和鄭玄相繼為之作注。閻若璩認為杜林本是“真古文《尚書》”。實際上杜林本的篇章與伏生本今文《尚書》相同，是今文《尚書》的古文寫本，也是魏《三字石經》的古文部分。其由來可能與秘府所藏古文經有淵源關系。下面是《隋書·經籍志》對杜林本屬性的介紹：“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陸德明可以完整看到孔壁本、伏生本和杜林本，他文獻比對的細致程度亦足可信賴。他的比對結論是：“今馬、鄭所注（杜林本）并伏生所誦（伏生本），非古文也。”這是一千年后閻若璩繞不開的重要證據。
漢末董卓之亂后，《五經》博士失官守近三十年。此后歷三國、兩晉，戰亂頻繁，王朝更迭，太學博士傳人和傳授隨之分合、斷續。把持學官的今文家勢力逐漸削弱，今文經因此失去壟斷地位。在這個過程中，孔傳古文《尚書》（孔壁本）開始流傳。其源頭很可能直接出自孔門“世傳”之學。《后漢書·儒林傳》：“孔僖字仲和，……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
《尚書》今古文經由此發生一個雙向轉換，一則由盛而衰，一則由隱而顯。其原因仍然在政治和文獻兩個方面。當今文家勢力逐漸式微，孔傳古文《尚書》的文獻優勢開始發揮作用，終于在兩晉間立于學官。此過程于東晉后仍在持續，先是三家今文經說被取代，然后是南北朝時期孔傳古文《尚書》與鄭玄注本的南北并峙，隋初孔本對鄭本的優勢已成定局。
唐人義疏選定孔傳古文《尚書》歷經三個環節，一是陸德明在《經典釋文》確認古文《尚書》的文獻優勢；二是顏師古將古文《尚書》納入《五經》定本，并詳加考訂；三是孔穎達主持編纂《五經正義》。唐初學者的文獻條件遠好于后世，他們可以看到漢以來《尚書》的主要版本和漢、魏《石經》（這是正確完成文本選擇的必要條件）。后兩個環節的最高主持者是唐太宗，他匯聚天下英才通儒，共襄其事，對各種異議進行充分討論，完成后又經過詳議、覆審和刊定。整個過程歷時二十余載，體現了唐初學術的闊大恢宏、嚴謹持重。這是一段值得細細品讀、令人賞心悅目的學術史。
（五）
宋代吳棫、朱熹開始對孔《傳》及古文《尚書》提出懷疑。閻若璩是其“定案”者。我的《審核古文〈尚書〉案》是對閻氏《尚書古文疏證》一次全面甄別，涉及歷代古文《尚書》研究中全部主要問題。結論：閻若璩的研究遠遠不足以支撐其結論。一個并不堅實的結論何以“鐵案如山”？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已經指出《疏證》中許多不合理處。紀昀等四庫館臣旗幟鮮明地支持閻若璩，對毛奇齡的見解則一概否定：“閻若璩之所辨，毛奇齡百計不能勝”。
在閻毛之爭充其量是旗鼓相當的情況下，四庫館臣何以會有如此評判？此事頗有些唐突、費解。究其原因，可以注意到如下事實。乾隆祖父康熙說過：“閻若璩學問甚優”。乾隆之父雍正與閻氏有特殊關系。雍正為太子時，得知閻氏命其子跪迎康熙“懇請御書”，寫信請他入京設法代求。他不顧年老病衰趕赴京城，被雍正請進府邸，尊為上賓，不日病重辭世。雍正遣使經紀其喪，并“親制挽詩，……復為文祭之”，其祭文有：“下筆吐辭，天驚石破。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其挽詩有：“一萬卷書維子讀，三千里路為余來”。
由于兩代滿清最高統治者對閻若璩的推崇、表彰，閻毛之爭的天平發生不可逆轉的傾斜。隨閻氏繼續“證偽”古文《尚書》（包括孔《傳》）者趨之若鶩，如顧棟高的《尚書質疑》，程廷祚的《晚書訂疑》，惠棟的《古文尚書考》，江聲的《尚書集注音疏》，王鳴盛的《尚書后案》，戴震的《尚書今文古文考》，段玉裁的《古文尚書撰異》，宋鑒的《尚書考辨》，錢大昕的《閻先生若璩傳》，崔述的《古文尚書辨偽》，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注疏》，魏源的《書古微》，丁晏的《尚書余論》等等。對閻氏提出正面反駁者，一時之間后繼乏人。按上述學者幾乎囊括乾嘉學術中的翹楚人物。
四庫館臣是閻非毛的評判，是同一個過程的同一個結果。乾隆是編纂《四庫全書》最高主持者，其進程由他一手掌控。乾隆之父（雍正）和祖父（康熙）對閻若璩的表彰（“學問甚優”、“一字無假”）已經為四庫館臣定下評判基調。在《四庫總目提要》（二十余處提及此事）中存在一個協調一致的統一口徑，四庫館臣多次直接出面代閻若璩反駁毛奇齡。
《四庫全書·尚書考異》提要說：“國朝閻若璩撰《尚書古文疏證》出，條分縷析，益無疑義，論者不能復置一詞。”《四庫總目提要》在《尚書》類文獻總論部分說：“夫古文之辨，至閻若璩始明。”這是對古文《尚書》的“定案”。《四庫總目提要·廟制考議》徑稱“偽古文《尚書》”。崔述弟子陳履和為崔氏《古文尚書辨偽》作《跋》提到：“伏思我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皆奉高宗純皇帝欽定，刊布海內，古文二十五篇之偽，朝廷早有定論，非草茅下士一人一家之私言也。”
于是我們又一次看到學術之外的混濁成分污染進來。又是一場不清不楚的病態學術鬧劇。與此相呼應，上述學者的“辨偽”并沒有在閻若璩基礎上有什么實質性進展，只是出現更多的捕風捉影。三百年來疑古之風一脈相承，閻若璩對古文《尚書》的“證偽”是這一過程的重要起點。此后，更多古文獻被判定為“偽書”，乃至整個中國歷史被“縮短”。
（六）
閻毛之爭原本是學人之間的討論，這很正常。史料甄別固然繁瑣艱深，但并不是一件非人力所能做好的工作。通過學人之間在學理范疇內的正常討論，通過彼此修正對方的見解，可以逐漸進入審慎、客觀和嚴謹的學術正道。什么是捕風捉影，什么是有的放矢，什么樣的工作足以支持一個堅實的結論，在什么情況下只能后退一步，在存疑的同時留下探索余地。學術進取需要一個純凈的空間。至少在閻毛之爭的當時，古文《尚書》真偽是一個開放的問題，是一項有可能被做好的研究工作。
但當“朝廷早有定論”的因素進入學術，原本尚屬正常的學術討論隨即改變狀態。在“打倒孔家店”的非學術性訴求支配下，“朝廷早有定論”的古文《尚書》證偽被喬裝為具有大無畏學術勇氣的科學成就，被拿來作為古史辨運動的主要理論支撐物。這樣的學術局面也就一發不可收拾。一片高分貝捕風捉影的吶喊很容易將許多人搞胡涂，由此引發矮人觀場的效應。從這個意義上說，近年來一些學者重提古文《尚書》真偽問題，這是遲早總要發生的學術走向。它表明中國學者有能力發現并解決我們自己的學術問題。如果沒有發生，那才是真正的悲劇。
既然討論已經開始，就有必要在嚴格的學理層面和學術規范中去推動研究的進展。令人遺憾的是，持相反見解的學者之間目前還缺少在關鍵問題上的正面討論。比如，姜廣輝先生的文章《梅鷟〈尚書考異〉考辨方法的檢討——兼談考辨〈古文尚書〉的邏輯基點》和錢宗武先生的文章《孔<傳>或成于漢末晉初》，二者都是對近年來一些學者相關研究（古文《尚書》很可能不是偽書）的應對。這兩篇文章的主旨都是“鞏固《疏證》的辨偽成就”，但卻回避與對方所作具體研究進行正面討論（幾年來有多篇此類文章）。
在前面的學術史分析中，我們看到三種類型的學風。一是漢博士學風，其特點是沒有良知的“專已守殘”；二是貞觀學風，其特點是凡有異議必充分討論，擇善而從；三是乾嘉學者在古文《尚書》問題上的學風，其特點是“朝廷早有定論”。今天是歷史的延續，這三種學風共同構成現代中國學術社會的治學傳統，同時也是相關學科的學者們自我認識和評價的一面鏡子。
我們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存在學者官僚化和學術官場化的問題？古文《尚書》真偽是中國傳統學術的核心問題。為什么許多學者對此問題采取“深閉固距”的對策？錢宗武先生是“國際《尚書》學會”的會長，為什么好不容易寫出一篇文章卻如此經不住推敲？是否可以將此界定為“專已守殘”？
有必要強調，考察古文《尚書》的真偽，是一項嚴格意義上的實證性研究。在此項研究的范疇內，任何一個學者的舉證、論證都可以通過嚴格的邏輯學方法加以甄別。甄別焦點是證據的真實性和相關性。一個不存在邏輯謬誤的舉證、論證，其結論不一定為真；一個存在邏輯謬誤的舉證、論證，其結論一定非真。比如前面提到錢宗武先生邏輯謬誤的存在本身可以直接決定其結論的不能成立。換言之，這是在每一個具體問題上都能進行有效甄別的研究領域。
古文《尚書》問題貫穿兩漢以來的中國學術史。其中有許多需要反省的病態學術現象。一些有條件解決的問題，本不該拖泥帶水，動輒百年。我看到房德鄰先生反駁文章的第一個感慨是：何其晚也。當我對相關學術史有了更準確的了解，隨即對此事的發生深感慶幸。房德鄰先生不同意我的見解，于是直截了當撰寫文章。我在房先生這里看到了貞觀學風的意味，看到了堂堂正正的學術擔當。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對房德鄰先生非常敬重。
我在《審核古文〈尚書〉案》中已對《尚書古文疏證》作出全面甄別（涉及歷代相關研究中全部主要問題）。我與房德鄰先生的討論，使一些關鍵性問題得到進一步澄清。這里已經形成一個有條件繼續展開的學術討論平臺。我希望房德鄰、姜廣輝、錢宗武三位先生（包括李學勤先生和廖名春先生）將早該開始的此次學術討論繼續下去。我敬重你們的學術良知和學術能力，希望你們有堂堂正正的學術擔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