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亮夫（1902—1995）先生系中國當代著名的楚辭學、敦煌學、語言音韻學、歷史文獻學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

1940年，他應邀到云南大學文法學院和西南聯大昆明師范學院任教。在云大任教期間，姜亮夫主要開設《尚書·堯典新證》、《古文字學》和《文學概論》等課程。其中《古文字學》課以甲骨文釋詞為主，先生積極耐心地指導學生將甲骨文、金文、籀文、小篆分列排列，從字詞形體異同，考察研究其源流演變。他以自己豐富的教學科研經驗和淵博求實的知識深深地影響著學生，激發了學生學習鉆研的興趣。

1942年3月，熊慶來校長聘姜亮夫為文法學院院長。他積極投入到文法學院行政管理工作中去，并協助熊慶來校長推進云大的教學改革工作。他在文法學院采取了如下措施：(一)規定教師講課，主講教師主要是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只是幫助或協助教授批改作業。教授、副教授課堂主要講授其研究心得和成果；(二)嚴格學院考試，提高學生素質；（三）開辦講座，培養和活躍學院的研究風氣。上述諸措施實施后，取得了明顯效果，得到熊慶來校長的贊肯，并在全校范圍內推廣，大大提高了文法學院乃至云大在國內外的學術知名度。

姜亮夫除教學和行政管理工作外，還抽時間進行自己心愛的學術研究。他與文史系主任方國瑜通力合作，組建了云南大學西南文化研究室，并出版了《文字樸識》一書，對西南文化的發掘整理作出了貢獻。另一方面，積極參與中國科學社社友會、中國天文學會等當時中國8個科學團體學術聯合年會在云大舉行的籌備工作，并任籌備委員。1942年7月，當時云南省主席龍云為提倡學術，促進科學教育事業，指令興文、勸業兩銀行撥款項20萬元補助云南大學，其中以10萬元設立龍氏學術講座。他在致聘開設的《敦煌經籍校錄》系列講座中，把自己在歐洲研究考古的方法和語言音韻學研究方法介紹到云南大學，開闊了云大師生的視野，增強了學術氛圍。

姜亮夫還積極參加各種民主政治活動：參加云南大學憲政研究會；西南聯大與文藝壁報社在至公堂舉行紀念魯迅逝世8周年晚會，姜亮夫即席發表了精彩的學術演講。1945年1月28日，姜亮夫在《云南日報》發表《“一·二八所得到的》文章，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從光緒五年侵占琉球以來近70年包括鯨吞東三省的種種罪行及其使用的種種卑劣伎倆，要國人時刻警惕日本侵略者使用“以華治華”破壞國人團結以達到其侵略目的的陰謀詭計。在當時起到了鼓舞民眾，爭取抗戰勝利的巨大作用。

抗戰勝利后，姜亮夫經顧頡剛介紹到浙江英士大學任文理學院院長。

1948年初，姜亮夫重回昆明師范學院和云南大學任教授，主要著成《屈原賦校注》（7卷）和《屈原賦今譯》初稿。這兩本巨著后三稿修正，1987年北京出版社再次出版，日本、香港、臺灣皆有翻印本，且被多所大學指定為本科生、碩士生必讀參考指導教材。1949年4月，姜亮夫被前省主席盧漢任命為云南省教育廳長。9月9日，盧漢發動“九·九整肅”，姜亮夫為“云南大學整理委員會”整肅委員，10月兼任云南大學校長。12月9日云南和平起義，又被推任為云南臨時軍政委員會文教處處長，主要負責維持云南當時的教育秩序和對舊教育的接管、改造工作。1949年12月25日，云南大學陸續恢復工作，大多數師生員工積極參加了“保衛昆明”的有關活動。姜亮夫到云大接見“五聯會”(教授會、講師助教會、職員聯合會、工警聯誼會、學生系級代表聯合會)代表，授意云南大學在過渡時期由“五聯會”負責維護校務工作，并提出具體意見，希望云大能盡早盡快恢復學校秩序和開展正常教學科研工作。不久后在姜亮夫指導下云南大學成立了以秦瓚為主任的臨時校務執行委員會，負責過渡期間云南大學的一切事務。

從1950年3月起，云南大學邁入了建設社會主義新型大學的嶄新時期，這與他在當時所負責的云南省臨時軍政委員會文教處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同時它自身也得到了改造和鍛煉，從此走上了人民學者的光輝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