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重慶時，馬衡來渝了，聽說故宮博物院運出來的文物，分別疏散在云南的昆明、四川的重慶、樂山、峨眉等處。當然就是最初赴英展覽的一批，以及張岳軍幫忙運出的一部分，此外遺留在北平的全部、以及南京庫房沒有搶出的都聽之任之了。我是比較知道的。而他們的個中人告訴我說，除去文獻館小部分外，都出來了。

　　馬衡一到重慶，不知如何打聽得我的住址，來至圣宮造訪，他固然好意，我卻因故宮是 非謝絕了他。后來，他又到山王廟軍司令部來，我也未見。他請我的大兒祖光吃飯，請他疏通；三顧了弊寓，我不便堅拒，于是彼此相見。他又請我吃飯，二人不免感慨一番，我倆應屬故宮創建時的最早同仁，同是做的具體院務，且因北大系得誤解，發生過不少的矛盾。

　　他著重向我說到，他與徐森玉經過這么多年的親眼所見，說明我是一個有情有義的朋友，尤其我對易培基的蒙冤，拔刀相助，不計后果，弄得后半生留離在外，不能返回北京，十分的不安。我也直言不諱地再次批評了他，在易院長受冤枉之后他的態度曖昧，始終不明朗。連易院長去世他都沒有出現，而在故宮早期創辦的時候，易院長是十分的重用他的。李玄伯也是他很要好的朋友。對此，他依然是回避不言，似乎是有難言之隱。

　　我知道他畢竟是既得利益者，能有現在的態度已屬不易了，他希望與我重續友誼。并說最近要選一部分文物參加美國的博覽會，對于古物陳列所的文物，我是老人，比較熟悉，從建院展覽就參與其事。要請我擔任審查委員，我礙于當時情況沒有答應。

　　我說：“我是待罪之身，不便受聘。也免得生出許多麻煩。你如果一定要我審查，你可以拿古物陳列所的目錄給我，我替你圈出可以送出去的，不一樣嗎?”

　　他贊同這樣做，邀我到他辦公處去一次，他拿出目錄大致由我看一下，也就算答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