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教授對于敦煌學、甲骨學、古文字學、考古學、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國文學藝術史及世界比較文化史等方面的學術影響，已有季羨林、李學勤、錢仲聯、姜伯勤、李聯陞等中國著名學者，以及戴密微、池田溫、吉川幸次郎等海外漢學家著文評價，收入香港三聯書店《論饒宗頤》一書（一九九五年出版）。饒氏在當代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依本文作者之見)，可簡明概括為如下三點：

　　（一）本世紀自王國維以來的中國傳統人文學術研究，一個大的趨向即如何在乾嘉諸老的基礎上再向上一層。向上之路，依學者個人的天資稟賦與治學風格、學術背景的差異而呈現不同面貌。如陳寅怡先生以史論擅勝，錢鐘書先生以文心見長，等等。但總的精神是地下文物與紙上文獻互證、異族故書與吾國舊籍印證、以及外來觀念與民族學術融合。這一總的精神，是中國傳統學術經由二十世紀的社會科學洗禮，錘煉其學術性格，然后重返中國傳統學術文史哲不分家的返本開新之路。由分而合，正是中國人文學術的內在生命所使然。饒宗頤經其特殊的個性聰明才智，正是處于此一學術潮流中的前線人物，其成績足以與當代一流大師相頡頑。<br>

　　（二）由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的特殊時代因素所造成的閉關鎖國狀況，尤其是文革十年動亂對于中國文化的瘋狂踐踏，中國人文學術研究缺乏應有的成就與活力。而這一段時期，正是饒氏學問生命的精進期，也正是他成長為中國與海外漢學研究不多的橋梁人物之一的時期。譬如，一九五六年，饒宗頤發表《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將倫敦所藏這部反映早期天師道思想的千載秘籍，全文錄出，兼作箋證，闡明原始道教思想。其后不久，法國的中國宗教學權威康德謨（M.
Kaltenmark）即以此書教授諸生，以至引發后來歐洲道教研究的長期計劃。在二十一世紀的『東學西漸』史中，饒宗頤是一個重要的開風氣的人物。如果說，二十一世紀的東學西漸必資延續下去的話，饒宗頤的學術位置亦將因此而顯出其重要意義。
　　（三）饒宗頤在學術上與藝術上的造詣均達到相當高的水準，他集學問與藝術為一身，以其博洽周流、雅人深致的境界，成為當代罕有的國學宗匠。同時，他的文化世界具有自信、自足、圓融、和諧的特點。整個二十世紀，一般知識人都覺得一定要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新派』與『舊派』之間做選擇的時候，他卻沒有一種焦慮與困惑。他的世界里，東方與西方沒有鴻溝，古代與現代之間沒有裂罅。饒宗頤的學問、藝術與文化人格、與香港一地有極為重要的相似性。是特殊的地緣所造就的學術文化史現象。這一范式所樹立的標格，將對于未來的中國學術具有重要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