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風多變，潮流迭更，即享即用即擲之快餐文化時有所見。欣慰所異者，唯守中國畫之傳統。據美國當代著名文化學者貝爾所說，視覺文化乃為人類文化變遷最為相異者，拿破侖時代的繪畫與當今法國繪畫，大相徑庭，而法國語言文學多見后續。此說驗之于中國畫，非也。或從元四家入手，或從清四王尋徑，仍為眾多畫家之法門。
吳喬《答萬季野詩問》云："又問詩與文之辨，答曰：'二者意豈有異?唯是體制辭語不同耳。意喻之米，飯與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為飯，詩喻之釀而為酒；飯不變米形，酒形質盡變；吃飯則飽，可以養生，可以盡年，為人事之正道；飲酒則醉，憂者以樂，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這里說的是文與詩之意無異，不同在于體制辭語，文好比米變飯，詩則是米釀酒。

    畫亦如此。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說："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于立意，而歸乎用筆。故工畫者多善書。"周星蓮《臨池管見》曰："字畫本自同工，字貴寫，畫亦貴寫。以書法透入于畫而畫無不妙；以畫法參入于書，而書無不神。故曰：善書者必善畫，善畫者必善書。"書畫相通，貴在釀米成酒，重在全其骨氣。

    詩文不可分，書畫不可分。此為中國藝文的傳統的底線，舍此"底線"，中國藝文之傳統難見真諦。蔣山青為書畫界難得的綜合之才。初為人熟知的是他的美術策劃活動。20世紀90年代初，南下珠海，組織了一系列藝術家的學術與市場的推廣活動，成績斐然。然后又重返上海，為石虎在上海藝術市場的定位起到了重要作用。

    今蔣君山青以畫、書、印見示，正是喜不自禁。喜者，山青著文治印繪畫，奮力打通三者隔閡，重精神而不求形似，在民族化語境里積極詮釋古典精神內涵。

    中國畫藝的精粹之一在于一個"寫"字。所謂"寫"即是反映書法的精、氣、神，即是書法用筆的輕重、緩急、濃淡、干濕所披露的憂喜悲歡。山青書法不斤斤計較于書法之技法，呈精神之原則。原則者何?情也性也，性情咸俱，法度皆備，恣肆縱橫，率真爛漫。山青之書頗得古人手札氣象，初昧之甚淡，昧久乃識滋昧，此乃審美之至境："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昧。"
山青之印，一仍其書。明人作畫求"逸"格，所謂"逸筆草之，不求形似",正是書法之筆法和線條之美演而成空間意象。山青之印由刀法而求"逸"刀非筆，刀在石上行走，硬拙和流暢既矛盾又統一。流暢者，胸有成竹，章法、布局、空間、疏雪一氣呵成；硬拙者，驚浪拍岸，古柏虬枝。而"逸"者二者咸俱，非顧此失彼。

    山青之畫，寫意山水與工筆花鳥都有涉獵。山水尚簡，花鳥往往尚締麗。簡淡為山水之性，所謂仁智之喻。締麗為花鳥之一品。杜甫"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亦極絢麗，然窮理盡性，移奪造化。山青生于當代，視野廣闊，癡迷傳統而不為專統所累，拓、印、書、畫，不拘一格而自辟蹊徑。

    山青的書、畫、印展示給我們的是中國文化傳統的多才多藝的體系。書畫印三挺合一，為中國畫臻至成熟的標志，也是中華學問特征之一，山青深悟此理。以山青之運籌之智，書畫印孜孜耕耘，藝壇自然多了一道風景。

陳燮君（上海博物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