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南北朝樂府清賞之二十七

　　值得注意的是：這首詩的美學價值，并不僅僅在于為我們塑造了一位民間女英雄形象，（如果僅從這點來說，它的美學價值并不如《木蘭辭》）作為一個讀者，當然也不會滿足于欣賞這個形象的本身。讀者要思索的是：當南朝的姑娘們在“春林花多媚、春鳥意多哀”感受著春光，以及“攬枕北窗臥,郎來就儂嬉”（《子夜歌》）享受著愛情時，北方為什么會出現(xiàn)木蘭、李波小妹這些馳騁沙場、英姿颯爽又技藝精湛的女英雄？人們又為什么要歌頌和贊美這類女英雄？這只能從時代風尚、地域條件和政治狀況則三個方面去尋找答案。有關時代風尚，在此前的《紫騮馬歌》、《捉搦歌》中已做過較多的闡述，這里不再贅言。第二個原因就是地理因素。正如司馬遷在《史記》中所分析的那樣：“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引者按：這里的‘山東’、‘山西’是指太行山以東和以西，并非今日的山東省和山西省）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zhàn)備，高尚努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曰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引者按：這里引用的是《詩經(jīng)·秦風》篇）。其風俗聲氣，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按：即流風余韻）猶存耳”（《史記·趙充國傳》）。這種地域因素形成的風俗聲氣，不但造就了男子的英武之氣，對女人也產(chǎn)生很大影響。漢樂府《隴西行》中就說過：“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何況到了北朝時代，已經(jīng)不是“處勢迫近羌胡”，而是“羌胡”入主。中原戰(zhàn)亂頻仍，這當然會產(chǎn)生木蘭、李波小妹這類能征慣戰(zhàn)、武藝高強的巾幗英雄了。第三個原因是由當時的政治狀況決定的。北魏初期，官吏雖也貪婪橫暴，但北魏統(tǒng)治者還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予以節(jié)制如元明帝拓跋嗣曾遣“使者巡幸諸州，校閱守宰資財。非自家所齎（jī，持有），悉簿為臟”（《魏書·太宗紀》）。獻文帝拓跋弘曾“詔諸監(jiān)臨之官。所監(jiān)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魏書·張袞傳》）。直到孝文帝太和五年（481），還規(guī)定“枉法十匹，義臟二百匹，大辟”（《魏書·刑法志》）。但到了北魏后期孝明帝元詡、孝莊帝元子攸時，隨著宮廷內(nèi)亂和宦官專權，政治日趨腐敗。朝中權貴如吏部尚書元暉，咸陽王元熙等公開賣官鬻爵，索賄受賄。州郡刺史、太守更是“聚斂無極”。如當時的稅制規(guī)定，每戶交納的戶調(diào)每匹的長度為四丈，可是相州刺史奚康生卻要求每匹的長度為七、八丈，幾乎翻了一倍。（《北史·盧同傳》）。租米也是如此，“魏、齊斗、稱，與古二為一”。一斤等于古時兩斤，百姓交的租米，自然要多一倍。北地的生活條件本來就很艱難，這就更加速了北朝小自耕農(nóng)的破產(chǎn)。再加上當時戰(zhàn)亂不息，兵役、徭役也使得百姓忍痛離開鄉(xiāng)土，流離逃亡或聚眾抗暴。《北史·孫紹傳》描述當時小自耕農(nóng)的處境是“竟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托養(yǎng)，散沒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為命；或投仗強暴，寄命衣食”。據(jù)史載，從孝文帝后期直到魏亡，農(nóng)民的抗爭一直沒有停止過。僅在宣武帝元恪統(tǒng)治得到十五年中，前后就發(fā)生過幽州王惠、齊州柳世明等十次較大規(guī)模的農(nóng)民起義。這首詩中所歌頌的李波，就是一位收容流民，以軍事行動抗租、拒稅的一位“豪強”。所以詩中歌頌李波小妹的武藝高強、英勇矯健并不是歌者的終極目的，他的創(chuàng)作目的在于最后兩句：“婦女尚如此， 男子安可逢？”。“安可逢”，即怎么能夠抵擋！這是篇末點題，歌者在此敞開心扉：是要籍李波小妹來歌頌李波，以至整個抗租、拒稅的抗暴隊伍。反映了歌者對當時統(tǒng)治者腐敗政治所造成的社會動亂的不滿，也反映了民間歌者對民間百姓鋌而走險，結成團伙來抗租、拒稅的支持，乃至對這支隊伍的領袖李波被官府“誘殺”的同情。在表現(xiàn)手法上，通過前面對李波小妹的矯健騎術和精湛射技的夸張渲染，已給讀者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現(xiàn)在再用她來反襯李波和整個抗暴隊伍，已不需再加描繪，就可以想見這些男子漢們的叱咤風云之狀了。詩人用反問句式“安可逢”作結，表現(xiàn)了歌者對這支抗暴隊伍必勝的信念，也充滿了自豪感。顯然，歌者已把自己當成這支抗暴隊伍中的一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