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曾經稱蔡元培先生為“人世楷模”，他一生的言行，確有許多令人景仰的方面。然而更耐人尋味的是他的婚姻，這位革命的先行者，一生經歷了3次婚姻，這3次婚姻正好印證了蔡元培一生思想 的變革，也印證了中國近代史的變遷。

 

第一次婚姻：父母之命性格不合

 

婚禮：之前從未見面

 

　　1889年，蔡元培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可以說完全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式婚姻，此時的蔡元培在婚禮之前甚至從來沒有和王昭見過面。王昭有潔癖，而且花錢極節省，但蔡元培卻生性豪放、不拘小節，他更有大男子主義，常常要求王昭在所有事情上對他無條件服從，兩人婚后經常發生口角。在最初的幾年里，蔡元培似乎難以接受自己的妻子，就更別提愛她了，婚姻的契約只讓他義務性地呆在妻子身邊，當一個所謂的丈夫。 就這樣一晃過了7個年頭，直到王昭為他陸續生下了兩個兒子，他們才慢慢找到了夫妻生活的感覺。王昭是舊社會的婦女，在蔡元培面前，總要謙虛地稱他為“老爺”。為此，參與百日維新的蔡元培還嗔怪她：“你以后可不要再叫什么‘老爺’，也不要再稱什么‘奴家’了，聽了多別扭呀？”而王昭總是溫順地說：“唉，奴家都叫慣了，總是改不過來呢。”1900年，接受西方民主與科學思潮的蔡元培寫了一份《夫妻公約》，詳細地說明男女關系分目交、體交與心交，特重心交。所謂心交，指夫婦同心，兩情融合；并強調重新調整夫妻關系，讓大家更和睦地生活在一起。這對結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復感情的裂痕。

 

　　蔡元培與王昭維持了一段幸福的婚姻，蔡元培還告訴好友：“伉儷之愛，視新婚有加焉。”可是好景不長，由于奔波勞碌，身體虛弱的王昭在這一年里因病去世。

蔡元培和黃仲玉及子女

第二次婚姻：一幅畫結緣作畫人

婚禮：演說會代替鬧洞房

王昭去世的時候蔡元培剛滿33歲，在江浙一帶的知識界已經頗有名氣了，來他家里提親的人踏破了門檻。蔡元培面對紛至沓來的媒人，磨濃墨、鋪素箋，揮毫寫下了一張征婚啟事貼在書房的墻壁上。他提出了五個條件：第一是不纏足的女性；第二是識字的；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見不合可以離婚。消息傳開來，媒人們頓時一個個退避三舍。也許是姻緣天定，蔡元培在杭州辦學的時候，有一天在朋友家看到一幅工筆畫，線條秀麗、題字極有功底。他一打聽，作者是江西名士黃爾軒的女兒黃世振，又名仲玉。黃仲玉出身書香門第，不但沒有纏足，而且識字又精通書畫、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擇偶標準，于是他請朋友從中撮合。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舉辦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禮。這次婚禮中西合璧。蔡元培用紅幛綴成“孔子”二字，代替懸掛三星畫軸的傳統，以開演說會的形式代替鬧洞房。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開始了4年海外留學的生活。在德4年，他編著了《中國倫理學史》，蔡元培由最初的大男子主義思想，轉變成為尋求婦女平等權利的斗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黃仲玉可謂對此作用不小。

1920年年底，蔡元培由北京大學派遣去歐洲考察。就在這期間，陪伴了蔡元培近18年的黃仲玉病逝了。蔡元培非常悲痛，寫了一篇《悼亡妻黃仲玉》，表達了他對亡妻的無限追思。《悼亡妻黃仲玉》字字血淚、情真意切，后來被收入了中學課本，成為抒情散文的典范。

蔡元培與周峻，1924年在法國考察

第三次婚姻：相差24歲的師生戀

婚禮：蘇州留園拍婚紗照

　　在蔡元培54歲時，時任北大校長的他決定續娶，他再次提出自己的條件：一、具備相當的文化素質；二、年齡略大；三、熟諳英文，能成為研究助手。這時一個名叫周峻的女孩子，走進了他的生活。周峻是蔡元培先生原來在上海成立的愛國女校的一名學生，這名學生對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有一種敬佩與熱愛的情感，她一直到33歲還沒有結婚，這在當時的中國是難以想象的。當時蔡元培和周峻兩人年齡相差有24歲。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和周峻在蘇州留園舉行了隆重的婚禮，這是蔡元培的第三次婚禮。這次的婚禮完全是現代文明式的，當時蔡元培到周峻下榻的賓館迎接周峻，之后兩人一起到蘇州留園拍攝了結婚照片。當時的蔡元培西裝革履，周峻身披白色的婚紗。婚后第十天，蔡元培和周峻攜子女威廉、柏齡赴歐洲學習。周峻在相夫教子之余攻讀西洋美術課程，她把對蔡元培的愛傾注在她的作品——《蔡元培半身像》中。而蔡元培則在上面題詩一首“唯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1940年3月5日，也就是離周峻50歲生日還差兩天的時候，蔡元培在香港因病逝世。

身體力行樹新風

　　蔡元培從小接受的是舊式文人的教育。光緒年間，他先中了舉人，后點了翰林。中舉的這一年，他迎娶了王昭女士為妻。1900年夏，他的原配夫人王昭病逝，那時蔡元培才33歲。

　　后來的兩次婚姻及兩次征婚啟事，正是蔡元培從“我”做起，以“我”為例，改革社會風氣，沖破封建陋俗，提倡男女平權，打破中國傳統在婚姻問題上對婦女的束縛。但要使整個社會為之煥然一新，蔡元培認為當從教育入手，以啟民智。因此，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中國的教育事業。1907年以后，他曾赴歐留學。歐洲留學的經歷對他的教育思想影響深遠。站在另一個文明的高度反觀中國舊傳統，自然受益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