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學今年已經走過了100年的歷程。100年中，無數學者為這門顯學奉獻了畢生精力。而隨著近日南博31件敦煌文獻的發現(詳見本報8月7日A11版報道)，金石大家羅振玉對敦煌學的貢獻變得更加清晰——敦煌學的奠基人就是羅振玉。 　　31件藏品多經羅振玉研究 　　 在南博新發現的31件敦煌文獻中，留有序、跋、加蓋印章最多的就是羅振玉。記者看到，在《老子道德經寫經卷》等原件中，多處蓋有“壬戌歲所得敦煌古籍”，其后落款“羅振玉”等紅白印章。南博保管部主任凌波向記者介紹說，壬戌歲是1922年，當時中國學者剛剛完成對敦煌資料的初步搜集和整理工作，進一步深入研究尚待展開。這些印文充分說明羅振玉參與了中國最早的敦煌文獻的搜集整理工作。 　　除了搜集之外，羅振玉還最早對這些文獻進行了研究。在《三彌底部論卷上寫經卷》卷末，羅振玉留下跋文：“此卷書法精健，雖無年號，然視為天平時所書無疑。丙寅仲冬上虞羅振玉觀于津沽寫齋并題記。”落款為“羅振玉”白文印章一枚。凌波介紹說，這段跋文寫于1926年冬天，是中國學者對敦煌文獻最早的研究記錄之一。 　　“臣振玉”揭示“低調”之謎 　　既然文物資料鑿鑿，為什么在敦煌學的對外宣傳中，卻對羅振玉的重視不夠，許多介紹性的資料甚至對他只是一筆帶過呢？凌波認為，作為敦煌學的早期學者，羅的大量工作花在搜集和初步整理上，再加上其人早早于1940年逝世，這一切都影響了后人對他的研究。但是另一位專家向記者透露，這和羅振玉的個人政治傾向有關。 　　在這位專家的提示下，記者在南博敦煌文獻中發現，落款章中除“羅振玉”一款外，還多次出現“臣振玉”一款。原來，光緒年間，羅振玉在清政府中做官，封建忠君思想十分頑固。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后他避居日本，1924年末代皇帝溥儀被逐出故宮前夕，他仍然“奉召”入值南書房。“九·一八”事變后，他更是參與策劃成立偽滿洲國，并任多種偽職，在政治上留下污點。“臣振玉”這款印章，正體現了他堅持復辟的政治態度。也正因為如此，后人多不愿提及。 　　“雖然政治上留有污點，但是并不能就此否認羅振玉在維護中華傳統文化上的貢獻。”這位專家說，“南博新發現的敦煌文獻就再次證明了他敦煌學奠基人的學術地位。”

來源： 《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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