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振玉善識文物，喜研文史。從殷墟甲骨、漢晉木簡、墓志銘文，到宮中所藏歷代圖書、歷史檔案，乃至珍寶、錢幣等，他都有系統的研究，并撰寫了許多學術價值頗高的專著。羅振玉41歲入學部，因公務簡，又不肯奔走鉆營，有很多時間搜求文物，鉆研學問。“每涉足廠肆，盡廉俸所入，搜求古物書畫，雖資力有限，不敢和洋商巨賈相競爭，但破銅爛鐵，在所不遺，往往批沙得寶，又人棄我取。”羅振玉獲得了很多兩漢六朝、唐宋等朝的珍貴文物，為其考古研究積累了實物材料。

　　羅振玉為保存和流傳敦煌石室遺書做出過切實的努力。敦煌石室遺書是我國光緒年間新發現的一處千年寶藏。所謂“石室”指甘肅省敦煌的莫高窟（俗稱千佛洞）。窟內藏有豐富的經書、繡像等，是中華文化藝術的瑰寶，卻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攫取。為了保存這些中華文化的“劫余”，羅振玉奔走呼告，籌措資金，并決心捐出個人全部俸祿，購買余下卷軸，后又主倡集資影印敦煌遺書，這在他的《鳴沙石室佚書序》中有所敘述。他為保存內閣大庫史料及明文淵閣藏書也作出了貢獻。大庫是清代內閣庋藏檔案、書籍的處所，庫分東西，東庫貯存《實錄》、《圣訓》、《起居錄》等，由本閣滿本房掌管。西庫書籍多為明文淵閣藏書之孓遺，檔案則是清列朝內外臣工的題本、奏本、歷科殿試的大卷等。這些都是中國珍貴的歷史文獻，是一筆重要的文化遺產。由于時局動蕩，所藏大多被盜，散失在外。羅振玉得知這種情形后，主動承擔起書籍的保存、整理、歸類的工作。他曾直接或間接苦口勸說文襄和榮延，保存、整理庫檔。文襄雖表贊同，但以奏準銷毀為慮，行推諉之實。羅振玉復與會稽司長進行了商議，將庫檔移往國子監，又同國子監丞徐梧生交涉，幾起沖突，后經人出面調解，才獲準。經過一番周折，這批史料總算保存下來了。辛亥革命之后，民國政府有關部門對這批史料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有些還險些遭到被改為還魂紙的厄運降臨。羅振玉聞知，急忙以高出原售價三倍的價格買回，保存起來。

　　1919年春，羅振玉攜家人從日本歸國，定居天津。他先是在天津租下了3棟小樓，專門用于藏置書籍、文物，另外還單獨租借了20多間房屋用以安置家人親屬。一年后，羅氏在天津建成了自家宅院，其中數間專門用來庋藏大量的史料、檔案，文墨古玩于是也就有了新居所。羅振玉嗜古如命，在保藏文物、古籍上有著篤之彌深的熱情。尤其是對清帝的書畫非常珍視，他將清帝御賜的“寒歲”匾額，特復制一件懸掛在天津寓所的客廳中間，而把原件裝裱珍藏起來。在天津日租界大羅天戲院內有許多古董鋪，羅振玉每碰到清帝書畫，無論如何一定買回珍藏，一次還“偶得”溥儀賜給其師傅陳寶琛的一副對聯。在天津期間，羅振玉與另一位后來成為國學大師的王國維之間的學術合作與交流非常多。羅振玉對王國維除給予經濟上的資助外，并提供大量的研究材料，指示研究途徑，對其政治、學術等觀點產生重要影響。也可以說日后清華“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其文化底蘊中有一部分是在天津的羅家積淀起來的。

　　羅振玉是我國最早的幾位甲骨文學者之一，與王國維共同創立的研究范式為我國甲骨學的發展奠基開路。同時，他還繼承了宋朝以來歷代學者對金石文字的研究，開辟了古器物學研究的新階段，他一生著書立說，成果豐碩。羅振玉在我國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家庭和社會的境況，使他最終成為封建皇權的頂禮膜拜者和忠實維護者。而就在天津這塊巨大而豐富的歷史平臺上，亦學亦宦的羅振玉演繹了他苦樂參半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