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他正值“知天命”之年。前妻莫氏所生三子均已長大成人。長子潛明已成家立業，是個不愿依賴父輩、喜歡過獨立生活的人。他在與羅振玉三女孝純婚后不久，即1919年9月從上海工部局所辦育才公學肄業，并由校方介紹，考入了海關。翌年，調至天津海關，寄居嘉樂里岳父家中。不久，海關新建公寓落成。羅氏念小兩口才結婚，尚無生活經驗，勸他不要急于另立小家庭。王國維也來信對他說，你剛入海關，工薪有限，還是住在岳父家中，既可節省開支，又彼此有所照應，要他聽從羅氏勸告。但王潛明還是執意遷出羅宅，搬入公寓，過起了獨立的小家庭生活。

　　1925年5月底，潛明奉調上海海關。翌年9月26日，在上海病逝，年僅27歲。那位做了遺孀的孝純，時年僅24歲，與潛明完婚八載，先后生有二女，王國維十分喜愛。不幸的是，兩位寶貝孫女均已在上年夭亡。

　　王國維是在料理潛明喪事后，于10月15日自滬乘車返京。其間還托人在海寧為潛明購置了墓地。在處理潛明后事過程中，發生了一些“誤會”，不僅激化了所謂婆媳家庭矛盾，還致使羅、王兩親家為潛明遺款的收存問題，打起了筆墨官司！

　　從王國維這一面來看，當“誤會”發生之初，眼見羅氏親家帶了愛女孝純先行返津，雖至為難堪，甚至可以說是雪上加霜，但仍認為只是一種暫時現象。所以，他在妥善處理潛明喪事的同時，又盡其所能為安排好長媳未來的生活，辦了兩件事：

　　首先是立嗣。由于潛明無后，決定將次子高明的長子慶端過繼。

　　其次是恤寡。辦理潛明的海關恤金等遺款，委托在滬的老友金頌清，通過銀行將款全數匯至天津羅家。

　　王國維返京以后，又派了男仆馮友專程赴津，將從上海運回的潛明夫婦的家具送至羅宅。然而，馮友從天津返回時，帶來了羅氏的拒款信。因為羅氏在潛明醫療問題上曾指責過女兒“偏執”，所以王國維在潛明遺款的問題上，也以長輩的身份不客氣地批評了長媳“無理”，并請羅氏喻以“正理”。孰料，羅氏非惟不“喻”，反過來還予以袒護。筆墨官司愈打愈烈，最后終于導致了羅、王“三十年金石之交”破裂！

　　羅守巽老人晚年說：先伯父(羅振玉〕性子急，脾氣大，待人處事欠冷靜。兩親家晚年失和，同他的這個“脾氣”有很大關系。

　　這話不無道理，但只是一方面。如果尋常百姓，所謂“爭吵無好話”，無非說些氣話、過頭話，一時傷了感情；羅、王則不同。他們兩位皆飽讀經書，是經綸滿腹的學者，一旦爭起來，就不同尋常了。羅氏敏銳地覺察到，王國維來信中自稱“我輩皆老”，這不是由女及父，在批評他做父親的不是嗎？尤其是信中十分嚴正地講到“蔑視他人人格”，實際上是批評他父女倆有悖“圣人之教”，他豈能不火冒三丈！

　　按照這期間羅、王來往書信落款時間，大致三天一信，六天一往返，由齟齬而交絕，歷時20天。從書信行文口吻看，王國維始終珍惜舊誼，而羅氏則咄咄逼人，直至最后一信，說自己發斷交信“殊非我心所欲”，似乎透出了些許悔意，但仍指責王國維“來書嚴峻”。

　　當然，小女兒孝純是羅家的掌上明珠，羅氏痛其年輕守寡；但是，王國維難道不更悲痛？事后冷靜下來，尤其在僅隔半年以后，羅氏接到親家去世的噩耗，赴京為之經紀喪事，又在津為之刊印遺著，看來是痛感了這一點的。晚年追憶往事，羅氏在自己的書齋“魯詩堂”里曾對孫兒輩說：

　　靜安以一死報知己，我負靜安，靜安不負我。

　　可惜，悔之晚矣！

　　那么，所謂“誤會”，究竟由何而起？羅繼祖是羅氏長孫，那時已十四五歲，據他說，姑母(即羅孝純)婚后與潛明繼母潘氏夫人關系處得不好，中間又受到仆婦們的挑撥，以致婆媳“感情冷淡”。潛明病亡，王國維夫婦到上海主喪；羅氏“痛女心切”，也赴滬探視，兩親家因而發生爭執，事情越鬧越僵。他這樣追述羅、王爭執經過：

　　潘夫人處置善后偶爾失當，姑母泣訴于祖父，祖父遷怒于王先生，怪他偏聽婦言，一怒而攜姑母大歸。……三十年夙交感情突然破裂，原因是祖父脾氣褊急，平日治家事事獨斷，而王先生性格卻相反，平日理頭治學，幾于不過問家政，一切委之閫內。……事情鬧僵，又沒有人從中轉圜，以至京津雖密邇，竟至避面，直到王先生逝世。

　　不過，這都是出于羅氏后人的申述。“羅王交惡”，表面上看起因于潛明“遺款”問題，卻非出“一時之誤會”，乃是由于心中早有不滿。在此之前，至少有兩件事情頗使羅氏耿耿于懷。

　　一件是1923年5月，王國維人小朝廷不久，書告羅氏：自己的《觀堂集林》已在滬裝訂，打算將其中的精印本“進呈”博儀。羅亦趁此將他自己的《殷虛書契前后編》及《考釋》從天津寄到北京，請王托書店做了黃綾套代為“奏呈”。這使初入“南書房”的王國維頗感為難。因為他知道羅與小朝廷內鄭孝胥等人有矛盾，便復信表示：為避嫌，擬待“數月以后”再辦。羅很生氣，當即回信，要王不必做書套代呈了，將原書交人“攜津”。

　　另一件是潛明在天津海關工作時，小兩口皆暫住羅宅，故王國維常去天津看望，而兩親家見面的話題則是溥儀及小朝廷內的人事紛爭。羅氏及薦王入“南書房”的升允以“老派”自居，要聯名上奏折參劾以鄭孝胥為首的“新派”，讓王代呈。王國維回京以后，卻聽到了自己的老朋友金梁及溥儀的岳父(婉容之父)榮源對升、羅二人“結黨”的議論。他既怕羅氏知道了引起“盛怒”，又怕親家因而受到中傷，故寫信婉言勸羅改“奏”為“函”，建議不必向“皇上”呈奏折，可直接致信榮源，較為妥帖。這本出于好意，羅氏卻很不高興。

　　以上兩事，打個比喻，都是羅出試題，而王未能交答卷；羅雖未再堅持，但卻埋下了“嫌隙”。由潛明喪事而致羅氏發出“絕交書”，乃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與升、羅引薦王入小朝廷，而王不盡聽命，關系極大。

　　再就羅、王兩家關系而言，直到潛明病重，潘氏夫人與羅宅親家母之間，應該說是處得比較好的，對長媳也一直很關心。所以，王東明(王國維長女)不同意說她母親潘氏夫人處理善后失當，認為這是沒有根據的“臆斷之辭”；因潛明喪事而羅、王誤會以致絕交，“毋寧說是偶發事件較為合理”。那時，東明女士也已十幾歲了，猶能記當時情景，說：

　　父親最愛大哥，大哥病逝，給父親很深的打擊，已是郁郁難歡，而羅振玉先生又不聲不響地偷偷把大嫂帶回娘家，父親怒道：“難道我連媳婦都養不起？”然后把大哥生病時的醫藥花費全匯去羅家，他們寄回來，父親又寄去，如此往復兩回，父親生氣得不言語，只見他從書房抱出一疊信件，撕了再點火焚燒。我走近去看，見信紙上款寫著：觀堂親家友(有)道……

　　但羅氏的那封“絕交書”和其他一些信件被完整地保存下來。王東明讀到“絕交書”后感慨萬分，說：

　　任何一句，無不傷人自尊，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也由此，使我想到被父親焚去的信件，當有更甚于此者。再從父親給羅氏的信來看，無不婉轉謙抑，委曲求全，未發現有惡言相向的。我常常癡想，如果二人不失和，父親傷心時得到摯友的勸解慰藉，迷惘時獲得勸解宣泄，或可打消死志，拉一把與推一把，其結果就不可以道里計了。

　　(摘自陳鴻祥著《王國維傳》，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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