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世紀末，滿清皇朝日落西山，中國面臨列強瓜分危機，許多有志之士，走出國門，尋求強國之法。回國后，他們在新文化運動中沖鋒陷陣，頑強奮斗，建立了功勛。錢玄同就是其中成績卓著的一位。 《新青年》的干將 在１９１７年《新青年》發端的文學革命中，熟悉封建文化的錢玄同，針對當時中國文壇最有勢力的桐城派和文選派，提出打倒“桐城謬種”和“選學妖孽”兩種文妖，并在《嘗試集？序言》中進一步闡明這一觀點：“這兩種文妖是最反對那老實的白話文章的，因為作了白話文章，第一種文妖便不能搬運他那種垃圾舊典故、肉麻的辭藻；第二種文妖便不能賣弄他那些可笑的義法，無謂的格律。并且若用白話作文章，那么會作文章的必然漸多，這些文妖就失去了他那會作文章的高貴身份，這是他們最不愿意的。”一針見血揭穿了衛道者們抱住舊文化不放之目的在于壟斷文化。 錢玄同還敏銳地將文學革命與反封建的政治內容聯系起來，認為倡導白話文，就是“去鏟除階級制度里的野蠻款式”，所以“對那些腐臭的文學，應該極端驅除，淘汰凈盡，才能使基礎穩固”。將斗爭矛頭，直指舊文學賴以生存的“階級制度”。 文學革命大旗舉起后，為壯大文學革命聲勢，錢玄同與劉半農合演“雙簧信”：１９１８年３月，在《新青年》四期三卷上，錢玄同化名王敬軒，以反對新文化運動頑固派身份寫《文學革命的反響》，歷數新文化運動的罪狀，攻擊《新青年》；劉半農則以新文化運動的捍衛者身份作《答王敬軒》，洋洋萬言，痛快淋漓地把王敬軒所列罪狀，一條一條，駁得體無完膚。一時反對聲浪大高。有作文為王敬軒鳴不平的，有寫信直接責問《新青年》的，頑固派代表人物林琴南寫信給北大校長蔡元培，要蔡將陳獨秀、錢玄同從教師中除名。還在上海《新申報》上自撰文言文小說《荊生》，影射攻擊錢玄同，希望軍閥來鎮壓文學革命。“雙簧信”也引起了《新青年》內部胡適的不滿。他認為“太輕薄”，“有失士大夫身份”。 魯迅的《狂人日記》，順應時代的要求，以其特有的深刻性，揭露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吃人本質，有力地推動了徹底的反封建的思想斗爭，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戰斗實績，是中國新文學的奠基之作。 錢玄同是《狂人日記》的催生者。當時魯迅熱衷于搜集碑貼，研究版本，錢玄同從魯迅發表在《新青年》的“雜感錄”中看到魯迅有深刻敏銳的洞察力、犀利明快的文筆，有寫小說的天才條件，就極力慫恿他寫小說：“我常常到紹興會館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記》小說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號里了”（錢玄同《我對于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魯迅在《吶喊？自序》里也說，是因為不忍抹煞錢玄同們“毀壞這鐵屋子的希望”，“終于答應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一篇《狂人日記》。”在《自敘傳略》里又說：“初做小說是１９１８年，因了我的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的，這時才用魯迅的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