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幾封錢玄同致潘景鄭先生遺札,內(nèi)容多與文字改革和師門情誼有關(guān)。
錢玄同早年拜列國學(xué)大師章太炎之門,專治國故,精文字音韻之學(xué),壯歲則自辟治學(xué)之徑,提倡白話文,潛心注音字母與文字改革,成績斐然。
錢玄同生性狂狷,治學(xué)不守“家法”,此學(xué)術(shù)界所共知;但錢玄同又極其奉守傳統(tǒng)的尊師之道,此則為后來錢氏研究者所忽略。手中的錢玄同遺札,恰能說明錢玄同在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健將的同時,又始終不忘尊師之道。
1935年末,潘景鄭先生為太炎先生主持國學(xué)講習(xí)會會刊《制言》的編輯工作,并遵師囑向錢玄同催稿。當(dāng)時的錢玄同似乎頗感躊躇,這不僅因為錢氏回信所說的:“信筆涂抹之文,必不敢以入馀杭師主編之刊物也”,更因為他所潛心研究的注音字母及“新式標點”等,恰恰與章太炎先生的主張相左。于是就有了下面這段極有意思的文字:
“抑尚有欲奉商者:白話文雖為馀杭師擯斥,然新標點、新行款(即每節(jié)首行低兩格等)及國際音標、羅馬字母、注音符號等,是否可用?弟見《制言》已出之六期,中有蔣維喬、王綸、陳朝爵、汪辟諸君之文,已用新標點、新行款及注音符號等,似乎拙文若亦用此,或不至為馀杭師所訶乎。弟非必用此新標點及新行款,但覺用之似較醒目耳。
若師意不以為然,即不用亦可。惟注音符號及國際音標,鄙意實較舊時用反切與直音為愷切,故頗思用之(或兼用反切與直音亦可)。此事所以瑣瑣奉讀者,緣弟夙承馀杭垂愛,教誨備至,今不愿因此末節(jié)拂長者之意。故擬請先生費神,便中探詢師旨,并希示復(fù),以便遵行!
很難想象,這段文字出自一代文字改革的先驅(qū)之手,何等坦率,又何等懇切。所幸錢玄同的要求很快得到了太炎先生的認可,不幸太炎先生竟于次年6月即病逝蘇州。為撰寫紀念文章,錢玄同與潘景鄭先生函牘往來,于是又有了下面這段更加令人深思的回信:
“抑弟尚有請者:弟等之文,大概都是用新式標點(,;:?。ǎ┑龋,及分段,又每段首行特低兩字,請付排時照此式樣,至恕。惟許(按:指許壽裳)文將標點故抄在字下,占一格,此似不太經(jīng)濟,且與《制言》前此用新標點之文排法不一致,擬請移入字旁,與以前所排者一律為宜!吨蒲浴芬郧耙延信判聵它c之文,且去臘上書先生,陳述拙文擬用新標點之意,承答謂先師亦以為可,是此次用新標點,不算有背先師之遺意,諒荷俯允也!
如果說,前一段文字體現(xiàn)了錢玄同在自辟治學(xué)門徑的同時不忘敬師之情的話,后一段文字則顯示了他在尊師的同時不忘對學(xué)術(shù)創(chuàng)新的執(zhí)著追求。反反復(fù)復(fù),不厭其煩地解釋說明采用新標點之意,沒有半點的矯揉造作,更沒有絲毫的猖狂忘形。古往今來,有多少文人學(xué)士,或小有成就,便沾沾自喜,目空一切,甚至不惜以詆毀、中傷自己的老師以自大。即便如錢鐘書這樣的大學(xué)者,也難免有年輕氣盛時的幼稚與偏執(zhí)。
中國學(xué)術(shù)史上像錢玄同這樣能自立門戶又如此尊崇師道的人,并不很多。
今年是漢語拼音方案發(fā)表第41周年。1958年,周恩來總理在《當(dāng)前文字的任務(wù)》報告中說:“1926年產(chǎn)生了由錢玄同、黎錦熙,趙元任等制訂的國語羅馬字,1931年產(chǎn)生了由瞿秋白、吳玉章等制訂的‘拉丁化新文字'。拉丁化新文字和國語羅馬字是中國人自己創(chuàng)制的拉丁字母式的漢語拼音方案中比較完善的兩個方案。在談到現(xiàn)在的拼音方案的時候,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功勞!睆谋疚乃X玄同遺札的兩段文字亦可以看出,在我們今天看似理所當(dāng)然的漢語書寫格式、標點符號、拼音字母,在當(dāng)時的推行是何等的艱難,沒有錢玄同等前輩鍥而不舍的追求,也許我們今天還無緣享用漢語拼音和標點符號之恩澤。
《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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