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廬先生通過翻譯《資本論》，形成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解。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髓是對社會經濟形態的分析，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歷史研究，需要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形態。

　　外老經過對中國社會經濟形態的研究，認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演進有它自身的特點，和西方古代的希臘不同。在希臘是由家族而私有財產而國家，最后國家代替了家族，而中國古代則是由家族而國家，國家混合于家族。古希臘是沖破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氏族制度的革命路徑，而中國古代則是舊的拖住新的，即保留氏族制度的維新路徑。

　　外老把法典化當作判斷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過渡的主要標準。他將封建社會的誕生定在戰國至秦漢之際。關于法典化問題，我曾在《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2期做專文加以評論，這里從略。

　　外老認為從秦統一六國到晚清是中國封建制社會的形成、發展與衰落時期。他通過土地與生產力結合的方式，提出關于中國封建社會“土地國有”的鮮明論點，具體地講，中國封建社會的特點是“私有的法律觀念的缺乏”。中國封建社會的土地私有，實質是皇族所有。他認為明代嘉靖、萬歷以后，在中國封建社會逐步解體過程中，逐漸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關于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地主階級，外老作了其中有不同階層的論斷，而農民戰爭則貫串于封建社會的全過程，前期主要表現為爭取人身權，而后期則表現為對于土地的要求。

　　筆者認為，外老對中國社會史的研究，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作指導，是創造性的，不是教條主義的。在社會史研究中，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上個世紀的30年代就對社會經濟形態作了深入研究，各有特色。因此筆者不同意這種觀點：關于社會史的研究始于上個世紀的80年代，這不是事實。而且，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就認為社會經濟形態是社會史的核心，并不是其他，這個論斷也值得肯定。

　　對于社會史的全面研究，除去其經濟基礎外，必須研究它的上層建筑，特別是社會思想史。為此，外廬先生等取得了很大成就。

　　外老認為，如果要使中國思想學術史的研究真正成為一門科學，就必須把思想史置于中國社會史的具體背景中，將二者有機地融合起來，否則，對于中國思想學術史的研究，會流于表面化。

　　外老將從西周到春秋戰國的思想史看作中國奴隸社會國民階級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認為它經歷了由官府貴族之學到鄒魯縉紳之學、再到戰國并鳴之學。關于中國封建社會思想的研究，外老認為是正宗思想與異端思想的并存。

　　外老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方法論，如果用一句話表述，就是：社會歷史的演進與社會思潮的發展是一致的。他強調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從哪里開始。例如，西周的官學、春秋時代的縉紳之學、戰國時代的諸子并鳴之學、西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明清之際的啟蒙思潮以及近代的各種社會思潮，都和中國歷史自身的演進相聯系著。他說：“因此，我的具體方法是，在研究社會史的基礎上，注重對社會思潮作比較全面的考察，力圖把握社會思潮與社會歷史的聯系及其所反映的時代特點，進而研究不同學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特色和歷史地位。”

　　學人們將社會史與思想史相貫通，是20世紀中國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創見，在這方面外老做出了卓越貢獻，值得我們學習。

　　侯外廬先生是我國著名的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他的一生，充滿艱難曲折。在他的學術生涯中，有艱苦奮斗，有熱烈追求，也有不被理解、被誤解乃至曲解的時候，但他始終堅持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今天，外老治社會史、思想史的理論和方法論遺產需要認真加以研究，其中的科學精神與獨立見解，需要繼承、發揚。因此，紀念侯外廬先生百年誕辰是人文學術界一件重要的事。

　　
學術批評網(www.acriticism.com)轉發 2003年11月20日

來源：中國經濟史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