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身處的是一個充滿悖論的時代。

　　在這個時代，仿佛人類往昔所追求的一切都已經過時，而所有的價值，尤其是學術的價值都變成了過往云煙。在這樣的時代，越是廉價的傳媒越是受到人們的親睞，而“永恒”與“不朽”，已經變成了一種笑談。現在，人們只追求即時的消費，工業化用許許多多一次性的生活與生產用具昭示我們，人生也是一次性的，好象每個人都學會了背誦亞歷山大大帝那句名言，“我死之后，管它洪水滔滔！”那么我們將要如何度過這一次性的生命歷程，這個令人難以回應卻又不得不回應的問題，比起幾個世紀以前哈姆雷特需要回應的那個問題：“是死還是活著”，也許更為困難。因為在莎士比亞的時代，哈姆雷特需要回答的問題是形而上的，而身處我們的時代，這樣一個高度模式化的時代，每個人都需要回答最現實其實又是最瑣碎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說，莎士比亞的時代是一個需要哲學的時代，而只有我們的時代，才是一個需要尋找每個人特有的生活方式的時代，因為只有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才真正無愧于這一次性的短暫人生。

　　于是我們就需要美學，需要滋生于現實的生命與情感歷程之中的美學。因為審美與藝術讓人生充滿了創造性，充滿了獨特的魅力。

　　然而，獨特的人生又是最需要交流的人生，最需要與他人溝通的人生，當薩特說“他人就是地獄”時，他所想要表達的真正的意思，正是說人只有通過他人才能證實自己，才能確認自己的生活及其價值。因而，人在向世界閉鎖心靈的同時，卻要四處搜尋來自其它星球的生命，人們將地球人自以為是的杰作深藏到海底，發射到太空；人們比起以前任何時代，都更希望獲得理解。

　　語言是理解與交流最重要的工具，但是它卻并不是唯一的工具。維特根斯坦說，“如果聽中國人說話，聽到的是難以捉摸的咯咯聲。懂中文的人卻承認這是一種語言。”但是，維特根斯坦卻完全能夠通過中國的藝術來理解中國，理解這群說著咯咯作響的語言的異鄉人。因為藝術所表達的，是某種超乎日常語言層面上的意義，因為正象東方思維的杰出代表莊子所說的那樣，“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藝術所能夠“言說”的正始于日常語言所不能“言說”而只能“意致”之處，始于人類達成跨文化超語言的理解與交流的領域。如果中文不是那樣一種咯咯聲，中文又有什么意義呢。如果每個說中文的人都放棄了這特殊的咯咯聲，如果世界只剩下了一種聲音，模式化的聲音，那么人生的意義也就完全喪失了。然而如果只有這樣的咯咯聲，而沒有藝術，那中國就永遠只能是一個向世界閉鎖著心靈的民族和國度。雖然在莊子看來，象藝術這樣只能夠“意致”的“物之精”者，也并沒有達到那種“不期精粗”的超然境界，它與日常語言所“言說”的東西只有“精”與“粗”之程度上的細微區別，但是有了這個區別，畢竟也就已經有助于人類的互相理解與交流，藝術創造與研究者們就已經足以自慰。

　　于是我們還是需要美學，需要在多元的文化背景下令我們能夠把握這多元的價值的美學。于是每個從事美學研究的人，都有義務做好這件事，這件時代要求我們做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