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理論典籍上，批評色彩最明顯但火氣也最大的當數項穆與康有為。項穆站在明人立場上對蘇東坡、米元章的指摘，激烈得出人意外；而康有為以晚清書法巨子的身分，對帖學一系作全面否定，大肆鼓吹他的尚碑意識，雖說也造就了一代書風，要之終覺得大過偏激。理論的能力應該是盡量公正地評判歷史功過，因此需要周密的理性思考，只圖一時痛快，將異己者一概罵倒，這是不能令人心悅誠服的。特別是此公提出“卑唐”，將有唐數百年名家如云的書法功績一筆抹殺，以理論家衡之未免有點滑稽。大凡一個有成就的理論家大概也很難成為創作大家。理論需要冷靜的邏輯分析，創作需要火．熱的激情，理論強調公正而創作必須“偏激”。在古來，象孫過庭、蘇東坡這樣的雙棲人物極為少見。康有為的理論震聾發聵但不是理論應有的姿態，我頗疑心他并無意于做真正的理論家，而是以此為創作服務：代創作立言。因為對北碑一面倒的偏愛正是康有為書風的一大特征——當然他不取方筆殺伐之態，而是在遒勁舒展、外松內緊的摩崖書風方面浸淫良深。以如此的特殊立場視唐碑，在審美趣味上的格格不入是理所當然的。雄強的趣尚和銳意變革書風的決心，使我們想起了此公在政治舞臺上的作為：“戊戌變法”的最初目的，也是希望中國從積弱中走向雄強，當然，作這樣的比附也許稍嫌牽強。但以他在政壇的一度叱咤風云而卒遭慘敗的情況看，則胸中郁勃不平之氣發為書法，該不會去傾心于容貌姣好的趙董一流，怕也是預料之中的。康有為醉心于《石門銘》，以平長弧線為基調，轉折則方圓兼備，軟筆羊毫那種特有的粗茁、渾重、厚實效果在他的線條中有很好的體現，迥然有異于趙之謙的頓方挫折、節奏流動；又不同于何紹基的單一圓勁少見枯筆，這是他的別開生面處。至于線條控制帶出結構的動蕩，非四平八穩者比，亦是清代碑學的總體特征之表現。但粗筆時見松散虛空，不夠凝斂緊迫，要亦一病。

轉自美術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