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在戊戌政變以后，亡命海外，數年間遍游四大洲三十一國，不但歐美加拿大墨西哥，甚至印度埃及巴勒斯坦，即以今天有如此便利的海陸空立體交通系統，能作這樣廣泛游歷的人也不是太多。康在歐洲游歷了十多個國家，其中去得最多的是德國。這一方面當然是因為德國處于歐洲中部，是北歐到南歐，東歐到西歐的必經之地，至今德國的公路，仍然是歐洲各國汽車的流動博覽會，另一方面則恐怕是康有為對德國有所偏愛。有人曾經問他，世界各國哪一國最好，他說這不好講，各有其長，但“如言治國乎，則德為第一……若以政為治也，昧昧我思之，則大地古今萬國，殆無能比也。美法則自由太甚也，英則自尊不進也。”對德國稱贊備至的原因，主要在于他認為德國進步神速，三四十年以前，還是分裂狀態，“小國雜亂，百政不修”，在普法戰爭中打敗法國實現統一以后，“武備第一，政治第一，文學第一，醫術第一，電學第一，工藝第一，商務第一，宮室第一，道路第一，乃至音樂第一。飚舉驟進，絕塵而奔，天下萬國進化之驟且神，未有若德者也。”而且他還以為德國的政體值得學習。他雖主張君主立憲，但如英國君主那樣毫無權力他也不贊成，像德國這樣君主既有一定權力，而又有其他制度予以制約，則比較理想。康有為或許認為以德國為師，中國就有希望迅速強大，所以才特別鐘情于德國，以至于九至柏林，出入德境凡十一次，“四極其聯邦，頻貫穿其數十都邑，接其都人士，游其工廠官府，本其史譜，搜其圖象，考其風俗。”相反，對于法國，他似乎就沒有這樣的好情緒，人人都說巴黎繁華富麗，他看了以后卻說并不怎么樣，而且還強調法國文明遠不如中國甚。

　　可惜的是，康有為卻未寫出一部詳細的德國游記來，相反，倒是《法蘭西游記》與《意大利游記》一起，成為其《歐洲十一國游記》中僅有的兩種。至于德國，只有一篇不算長的《補德國游記》而已。據他在該游記的序中說，“甲辰游德，曾草游記，失落數卷，今補寫以示國人。”甲辰是1904年，光緒三十年。這一年是康有為第一次歐洲之行，一切新奇刺激，感觸思緒油然而生，洋洋灑灑，數萬言的意大利法國游記很快寫了出來。而《補德國游記》卻寫在三年后的1907年，德國已經去了不只一次，新鮮感自不如頭一回，所以內容不算太豐富。但康有為對德國的好感大約長久不衰，所以在1921年辛酉，他把兩部書新刊本送給了德國國家圖書館。這兩部書一是《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另一是《偽經考》，上面都有康氏的親筆題詞。前者曰：“孔子四千二百七十一年辛酉歲正月七日中國康有為贈德國柏林書藏”，而且還有羅馬字拼寫的康有為簽名。后者與前者相同，只是“中國”兩字易為“中華國”。《偽經考》初刊于1891年辛卯，1894年奉旨�劝妫�1898年戊戌與1900年庚子又兩度�劝妫�直到1918年戊午才又刊成新版。《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寫成于1902年辛丑亡命日本之時，但直到十五年后的1917年丁巳才付刊。這時連復辟的鬧劇也已演過，康有為已經息影政壇，離群索居了，但這兩部書接連在此時行世，表明康仍想以其思想來影響新的國家形式的運行。其實康有為是很現實的，早在中華民國成立伊始，他就寫過《中華民國代議院議員選舉法案》六章一百十八條，不久又撰《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早已把自己當成中華民國國民了，并不頂戴遺民的帽子。而且他正是將《春秋》附會為一部憲法來展開他后期的思想的。只是他既不用中華民國紀年，也不用黃帝紀年，而是用一個特別的孔子紀年，表示仍與實際的中華民國有距離。

　　這兩部書刊成后，大概在相當大的范圍內贈送，復旦大學也藏有一部他所贈的《偽經考》，但不是簽名本。不知道德國國家圖書館的這兩部簽名本是在什么情況下送去的，為何又是在書出版三四年后才贈予該館，其中應當還有一個小故事，但筆者已經不甚了了。

 

 

來源：《生活時報》